近来，让座问题再引争论。人民日报报道说，《南宁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拒绝给老幼病残孕让座，经劝阻仍不改正的，驾驶员、乘务员可拒绝为其提供营运服务。此举引起巨大争议，批评者认为这样做是道德问题法律化的一种软暴力，是公权力缺乏德治耐心的一种表现。

  上述批评意见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让座问题首先当然是一个道德问题，道德问题应该放诸社会，遵循潜移默化的文明培育过程。但又不单是一个道德问题，它还是一个法律问题：自上车起，乘客与公交运营方就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我们既不能指望法律包打一切，也不能把这个问题简单地推给道德的自觉养成，而是要辨证施治，处理好一个“度”的问题。

  南宁新出台的《办法》，以地方立法的形式为“公交优先”提供法律支撑，大方向是正确的。问题是不能把法律治理的范围扩大化、效果理想化，而陷入难于操作的尴尬。假如整车人都不让座，难道司机真能为一人而把众多乘客都赶下车吗？法律虽不能苛求所有人必须让座，但可以要求乘坐在老弱病残孕专座上的一般乘客让座。

  正像公交公司理应对乘客的安全负责一样，既然公交车上设有老弱病残孕专座，乘客就有义务遵守与公交公司的约定，非老弱病残孕范围的乘客应该自觉让座。正是因为秉持这种契约精神，所以在香港、伦敦、巴黎等众多城市，一般乘客宁愿让地铁和公交车上的爱心专座空着，也不肯坐上去，因为那不是自己该坐的地方。

  厘清了这些，我们就会发现，在“不让座可以被赶下车”的规定前划定一个范围，即“坐在老弱病残孕专座上的乘客应该主动让座，不让座可被赶下车”，就是一部具有很强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的地方法规。这种治理构想绝非折中主义，而是辨证施治的具体体现。

  （李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