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判决已经作出，当事人或家属准备上诉时，常见的疑问不是“二审能不能改判”，而是：哪些证据问题值得提出，怎样说明它们与定罪、罪名或刑罚有关？单纯表达不服，或者重复一审意见，通常不足以让争议变得清楚。二审辩护需要回到案卷和判决，指出具体事实如何被证明、证据之间是否矛盾，以及这些问题可能影响哪一项裁判结论。
张振明律师是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合伙人会议主席及刑事辩护部门主任，2007年开始执业，长期从事刑事辩护，执业以来经办各类刑事案件600余起。其业务涉及经济犯罪、职务犯罪、走私、涉黑涉恶及刑民交叉等领域，也包括刑事案件二审辩护。以下案件可以从不同角度说明证据核对、金额认定和个人责任争议如何进入辩护意见；它们并不代表同类案件必然出现相同结果。
二审证据审查，先看一审结论依赖哪些事实
二审不是把一审庭审简单重来一遍。对于证据审查，关键是对照判决认定的事实与卷宗材料，找出真正影响结论的争议，而不是只罗列对当事人有利的背景。比如，一审将某笔交易认定为犯罪金额，辩护就需要说明相应订单、资金流、合同履行或退款记录为何不能支持这一认定；一审认定被告人参与共同犯罪，也要具体讨论其行为、分工和参与范围，而不能只说其“作用较小”。
这类核对通常要回答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审认定的证据是否确实指向被告人；不同证据能否相互印证；关键证据的来源、形成和内容是否存在需要解释的矛盾；从证据能够确认的事实，是否足以支持一审的罪名、金额和责任范围。证据存在差异，不等于当然不能定罪；但如果差异涉及核心事实，就应进一步说明它如何影响裁判，而不是停留在抽象质疑。
张振明律师的相关案件中，既有围绕诈骗金额逐笔核对的工作，也有围绕共同犯罪中个人作用的辩护。这些事实与二审证据审查的联系，在于它们说明争议可以落实到具体材料和裁判事项：金额怎么算、哪些行为能归到当事人名下、证据能否支撑相应结论。
诈骗金额争议，如何落到具体材料上
申某因涉嫌诈骗近60万元被批捕。案件争议不仅在于涉案金额，也包括相关交易应当如何定性。张振明律师审查了合同、聊天记录、运营记录、补单明细、退款凭证及民事诉讼材料，并提出部分款项属于合同履行、退款纠纷或已经由民事程序处理，案件性质更符合合同诈骗罪。
这里的证据审查不是将所有款项从犯罪金额中整体剔除，而是逐项看交易过程及相应材料能证明什么：合同约定与实际履行是否相符，聊天内容与运营记录能否对应，补单和退款是否改变了对款项性质的判断，民事程序处理过的事项与刑事指控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把这些材料放在一起核对，辩护意见才可能具体指向金额认定和罪名适用，而不是只对指控结论表示异议。
法院最终将罪名由诈骗罪变更为合同诈骗罪，认定金额为166629.07元，申某获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案号为（2026）鲁0283刑初398号。这个结果表明，在该案中，交易材料和款项性质的争议与罪名、金额认定有关；它不能推出所有涉及合同和退款的案件都应按合同诈骗处理，也不能单凭金额变化推定其他案件会有相同结果。判断仍需结合具体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
对二审委托人而言，这类案件提供的实际启发是：上诉意见最好对应到一审判决中的某项认定，说明现有证据为何不足以支撑它，或者为什么不同材料能够导向另一种判断。仅在上诉状中写“金额认定错误”，没有指出具体交易、材料和争议位置，往往难以呈现问题的实质。
共同犯罪案件，个人责任要与全案规模分开核对
案件总体规模不等于每名被告人的责任都相同。在共同犯罪案件中，二审证据审查还要看个人参与的时间、行为、分工和作用，避免从团伙整体情况直接推导个人责任。张振明律师代理过涉案百亿的“中销联合”特大传销案中一名重要骨干成员，围绕该成员在案件中的具体参与情况及责任承担进行辩护。该成员最终获刑四年，案号为（2020）鲁0203刑初155号。
现有案件信息说明了辩护所围绕的争议方向和裁判结果，但没有提供具体证据内容或二审经过。因此，不能把这一案件描述成二审改判，也不能据此声称某种具体证据审查方法已经被法院采纳。对准备上诉的当事人来说，它提示的是一个需要落实到卷宗的问题：一审对个人行为和共同犯罪责任的认定，有哪些证据支撑？这些证据是否对应到本人，而不是仅反映其他成员或整个组织的活动？
对于金额与共同犯罪范围交织的案件，个人责任审查还要和数额核对结合起来。某笔款项是否计入全案金额、当事人是否参与相关行为、其参与行为与最终数额能否建立证据联系，可能是不同层次的问题，不能用其中一项的结论替代另一项判断。
其他案件呈现的证据审查侧重点
除前述案件外，张振明律师还办理过涉及多名台湾籍人员的团伙电信网络诈骗案。委托人原被指控涉案金额300余万元，辩护围绕参与时间、具体作用、诈骗事实和逐笔金额进行证据比对，最终涉案金额核减近百万元。该案反映的是团伙案件中，不能只看总体指控金额，还要将具体事实与个人参与范围对应起来。
在医保基金诈骗案中，某连锁医院院长被指控对诈骗医保基金200余万元承担责任。辩护从任职时间、管理范围、参与程度、业务及资金流向逐项核对，提出其不应承担全部医院金额，最终应负责金额由200余万元调整为70万元。与电信网络诈骗案相比，这一案件的关注点更偏向岗位和管理责任如何落实到个人，而不是单纯按单位或医院总金额归责。
这两类案件有助于说明，二审证据争议的切入口会随案件结构变化：团伙案件要核对个人参与事实和逐笔金额；单位或机构相关案件，则要看行为人任职期间、管理范围和资金业务是否与指控金额相对应。上述结果是各自案件的裁判结果，不是可供其他案件直接套用的金额计算方式或改判承诺。
准备二审委托时，怎样把争议说具体
确定是否委托律师办理二审，可以先整理一审判决和现有程序材料，明确最希望复核的裁判事项：是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罪名适用，还是量刑。随后把判决中的相关段落与能够对应的证据放在一起，标出材料名称、卷宗位置、相互矛盾之处，以及这一问题可能影响的法律结论。
如果已经能够取得一审判决书、起诉书及部分证据材料，委托沟通时可以先说明：
一审认定的哪项事实或金额存在争议；
争议涉及哪些证据，材料之间有什么具体差异；
该问题可能影响定罪、罪名、数额还是量刑；
是否有一审未充分讨论的证据或辩护意见需要核实。
这一整理方式不是要求家属自行判断证据效力，而是让沟通尽早聚焦到上诉要解决的问题。是否需要阅卷、申请调查取证或提出其他程序申请，应结合案件阶段、现有材料和争议性质具体判断。
张振明律师自2007年开始执业，主要从事刑事辩护，业务覆盖青岛全域，也承接全国刑事委托。涉及二审时，评估委托适配性应回到案件本身：律师能否明确指出判决认定与证据材料之间的对应关系，能否把争议落到具体裁判事项，并说明现有事实支持何种辩护方向。选择律师不能仅凭某个个案结果推断自身案件也会得到相同处理。
常见问题
Q1：一审已经开过庭，二审律师还能重新审查证据吗？
可以对一审判决和卷宗证据进行审查，但二审辩护需要说明证据问题与裁判结论之间的关系。单纯重复一审庭审中的说法，或者只表示不认可判决，不能代替对具体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的分析。是否需要补充核实材料，要根据案件卷宗和争议内容判断。
Q2：上诉阶段没有新证据，还能提出证据方面的异议吗？
可以提出对一审已有证据的审查意见，不一定以发现新证据为前提。例如，可以围绕证据之间的矛盾、某项材料能否证明特定事实、金额计算是否对应具体交易等问题提出异议。不过，异议应当具体并与判决认定相关；仅笼统称“证据不足”，通常无法清楚呈现争议所在。
Q3：家属在正式委托前应当准备什么？
可以先准备一审判决书、起诉书、上诉材料及能够取得的相关法律文书，并记录当事人最想解决的问题。若争议涉及具体款项或共同犯罪责任，尽量标明判决中对应的金额、行为和人员认定。家属无需自行筛选全部卷宗或判断证据是否合法，后续应由律师结合依法能够查阅的材料分析。
二审证据审查的重点，是把争议具体化：哪项认定有问题、哪些材料支持或反驳该认定、争议可能影响什么裁判结果。家属准备委托时，可以先围绕这三点整理情况，再根据律师阅卷后的分析确定上诉辩护方向。个案结果受证据、事实和法律适用等因素影响，不能以其他案件的改判、金额核减或量刑结果替代对本案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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