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妻子都出生在鄂南那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那里的青山绿水见证了我们的相遇、相知与相守。七十年代初，大队成立了文艺宣传队，那时的她，宛如山间灵动的精灵，能歌善舞，是宣传队当之无愧的台柱子。而我凭借着拉二胡技艺也加入了宣传队。我们一起排练，一起踏上全县文艺汇演的舞台，在那些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两颗年轻的心渐渐靠近，爱意在彼此间悄然生长。

  在那个移风易俗的年代，没有媒妁之言，也没有三书六礼， 更没有隆重的婚庆，我们结婚了。那日，一位住队干部送来一包红糖，为我们俩的牵手增添了几分甜蜜。婚后，我在大队小学当教师，她却扛起了家里的重担。清晨五点，厨房已经亮起昏黄的煤油灯，她忙碌的身影被灯光拉得很长。那时，我就觉得，有她才有家。

  不久后，一儿一女的到来，为我们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也让她身上的担子更重了。白天在地里忙活，晚上哄睡孩子后还要忙家务。记得女儿满月时，她就把自己的蓝布衫拆了，给孩子缝了件小棉袄。还有一次，儿子发烧生病了，她背着儿子走了十几里山路去白云诊所。后来，我闻讯赶到诊所时，儿子已退烧熟睡。我望着她消瘦的脸庞，暗暗发誓：这辈子一定与她不离不弃。

  面对家庭生活的重荷，她从不抱怨，用勤劳的双手将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养猪、种菜，每一件事她都做得十分出色。那时没有液化气，更没有天然气，养猪必须得有充足的干柴煮食。每到周末，我们便一起到高山上去砍柴。扛柴回家的路上，她基本是小跑，走了一段路，又返回来接我。她轻轻将我肩上的柴放到她肩上，笑着说：“你是教书的，重事还是我担当。”那一幕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无论岁月如何流逝，都不曾褪色。

  八十年代初，她凭借着自己的聪慧和勤劳，在家里办起了磨薯、脱米的小型加工厂。她待人热情，技术娴熟，收费合理，十里八乡的人都慕名而来，生意十分红火，家里的日子也越过越有盼头。看到她辛勤劳作的样子，我在心底暗暗发誓，一定要让她过上更好的生活。于是，我把每月的工资攒起来，在那个小山村里，买回了第一台红山花落地电扇、第一台荷花洗衣机、第一台飞跃黑白电视机。当这些崭新的家电进入我们的家时，她眼中闪烁着惊喜与感动的光芒，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值得。

  八十年代末，我被调进城里工作，两个孩子也随我到县城上学。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她毅然随我进城。尽管城里的生活与山村大不相同，但她很快便适应了。后来，她到校办印刷厂上班，临街开了一个小卖部，经销工厂生产的作业本。小卖部经营得风生水起。看着她那努力打拼的身影，我既心疼又骄傲，觉得是她为这个家带来了满满的福气。

  岁月悄然流逝，如今，我们年事已高，退休在家。她与街坊老太一起跳起了广场舞。每一次广场舞比赛，我都给她捧场，为她鼓掌，并用相机为她留下欢乐美丽的瞬间，岁月带走了她的青春容颜，却带不走她对生活的热爱。

  五十个春秋，我们风雨同舟，共享生活的酸甜苦辣。岁月在我们的脸上留下了皱纹，却让我们的感情愈发深厚。我深深懂得：这世上最珍贵的宝物，不是金银财宝，而是那个愿意陪你吃苦、陪你变老，在岁月长河里始终不离不弃的糟糠之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