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湖北科技学院校史新编负责人厚爱，说学校组织新编校史，正在征集大家写回忆文章，父亲是学校有名望的老教师，约我为父亲写点什么。思之再三，恭敬不如从命。
那天深夜，妹妹突然从武汉的医院里打来电话，撕心裂肺地喊着：“爸爸走了，爸爸……走了！”离开武汉回到北京刚第三天的我，一下子惊醒过来，哭喊着：“打开视频……我要看爸爸！”妹妹泣不成声地说：“拉走了……刚刚拉走了，追不上了……”此刻，我意识到，父亲真的是走了。
此前的一段时间里，我几次回武汉。守护在父亲病床前，陪伴他走过85岁生命最后的时光，这是我近年来陪父母最长的时间。刚见到我时，父亲目光定定地看着我，握着我的手，一个多小时不松开。我几乎从没有与父亲如此亲密过，既幸福又难过。
不能朝夕承欢于父母膝下，是每一个游子心中的痛。走南闯北，东奔西突，与父母离多聚少，家是我的客栈，我是家里的客人。节假日回家，总是相聚恨短，每每都要带走母亲汪汪的泪水。每当这个时候，父亲总是坚强地帮着拿行李，话不多说，泪不轻流，只是叮嘱一声“到了发短信，啊？”可现在，父亲再也说不出这句话了，他已进入生命的倒计时。
母亲趴在他耳边说：“老大从北京回来了”，他又有了些反应，侧脸寻找我的声音，眼皮在搐动。我守在父亲的床边，盯着床头的各种仪表和输液袋，注视着他的表情、呼吸，心中无限酸楚在涌动。抚着他干瘦的胳膊，拭着他眼角的泪，我俯在他的耳畔，轻声地唱了几句他喜欢的歌，尤其是《九月九的酒》里那句“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刚住进医院时，父亲嚷嚷着要回家。后来允许探视了，母亲和弟弟妹妹几乎每天到医院，叔叔姑姑们和侄甥孙们轮流到医院陪护，医生护士给了极大的温暖，他才安下心来。但我们意识到，父亲“回家的打算”可能是永远在心头了。
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父母90天没有下楼，这对习惯于散步的他俩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在视频或者电话里，父亲却轻描淡写地说一切都好，让我不要担心。父亲是那种头疼脑热不吭声的人，80岁时摔骨折了，硬撑着不去医院，虽经治疗康复，但行动大不如从前了。父亲跟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要紧，不要忣着（家乡话，不要着急、不要惦记的意思）”，若无其事的样子。父亲住进医院后，武汉疫情压力略缓，我们有了陪护父亲的方便。父亲走的时候是周四的深夜，我周五赶到家，周日送父亲上山，没有太占用工作日。几个匆匆赶到的孙子也没太影响工作。母亲说，你爸爸一辈子都不想给人添麻烦。父亲在离开这个世界时，选择了一个最无私的时间点，精确程度像他演算的高数题。
我长时间沉浸在一种幻觉中，幻想着父亲还在武汉的家中，站在15楼的阳台，看着我走进小区的门，走过林荫下的木栈道，向我招手。抬头望去，父亲就像我小的时候长路归来，远远地望见山岭上，那苍劲、高耸的大柏树。那是家的方向。
是的，父亲是一棵树。
父亲出生的鄂南赤壁莲花塘刘家是一个小山村，三面环山，面前是水。房前屋后树多，梨树桃树李树柏树椿树楿树桐树，每一棵树都根深蒂固、枝繁叶茂。
父亲是一棵有顽强生命力的树。刘家祖上世代为农，我的祖父几乎没有走出过山沟田垄，一生勤扒苦做，勤奋如牛。无论是捕鱼、打猎或者走亲戚，不管是刮风下雨雪夜天，祖父永远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他双手后背，持重威严，寡言少语，开口会训人；讷于言却敏于行，会养牛养猪、修犁织网、打钉耙、编筐篓，擅长用罾捞鱼，逮过野猪，捕过大鱼，种得一手好田，打得一手好木工活儿，自己能打磨出极为精细、锋利的各种鱼钩。成天不是在砍锯刨钉，就是在编织敲打，阁楼里还藏着梭镖土铳。在方圆里外的人心目中，祖父是神一样的人物，人人敬他三分、畏他三分。祖母是大塘坝任家的女儿，一位个子高高、身板挺得像旗杆一样笔直的小脚女人。柴米油盐是祖母的事，干完这些，她便和女人们在过堂屋下晒太阳，缝补破衣烂衫，或者挽起一只长裤脚，在腿上搓麻绳。叽叽喳喳的女人们中，祖母是最开达的那个人。莲花塘刘家不算大村，村里人没出五服，都沾亲带故，一家的事儿是全村的事儿。祖父的精明加上祖母的开明，成就了村里历史上一件大事，那就是送我父亲念书。
祖父目不识丁，但听信了堂兄“南陔聪明，你得供他去念书”的意见，送年幼的父亲到邻村任家能宽师傅的私塾念书。父亲的名字“南陔”，出自《诗经·小雅》，意思是田间的小埂，不知道是谁给起的。父亲跟着能宽师傅念“子曰学”，也学数学。从1学到了9，却没有学过0，因为能宽师傅也不知道这个0读什么。但是能宽师傅发现了父亲的异常聪敏，找到我的祖父说，“你得送南陔去县城读书，是棵好苗，我教不了”。祖父再一次听从了，还咬咬牙给父亲买下一支钢笔，谁知才一个学期笔尖就劈叉没法用了，祖父冲着父亲咆哮：“这笔是铁的，又不是耕田，使那个牛劲！”
祖父显然不知道什么是“笔耕”，却无意中点出了笔耕与牛耕相通的道理。祖父用耕田种地、捕鱼猎兽、做木工活挣得的钱，供父亲读完了当时湖北最好的中学之一咸宁高中，父亲则以优异成绩考取北师大物理系。那一年全县有两个人考到北京，县里敲锣打鼓地把他们送上火车。于是，莲花塘村、大田畈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
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在位于武汉市汉阳区汉江边上的一家军工厂，先当老师，后搞技术。我从3岁起跟着父亲在武汉生活，至今记得从东平房走过灯光球场、穿过杉树林，到食堂排队买饭的情景。8岁时我才知道，父亲说自己“不爱吃包子肉馅”是哄我的，所有的包子肉馅给我吃了，他一口也没舍得吃过。我常跟着父亲到办公室、车间里玩儿，至今仍然熟悉车间吊机、刨床和电焊枪的声音，熟悉铁皮、机油和酸梅汤、绿豆汤，还有食堂的味道。厂区林子里有一座铜像，长大后我才知道他是父亲的同行、中国兵器工业的先进典型，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
父亲当时在军工厂从事什么技术，我不是太明白，但经常见到父亲把图纸拿回家研究，有时晚上还回到办公室，或者拿着游标卡尺到车间，跟工人师傅们商量什么。我家隔壁有位工人师傅姓罗、外号叫“螺丝母”，会吹长号，父亲经常跟他研究热工仪表等技术问题。工作之余，父亲钻研上了无线电，宿舍书架上堆放着一摞摞的《无线电》杂志，自己安装电子管、半导体收音机，还跟北师大老同学、技术员郑树文叔叔在充满电烙铁松香味的屋子里，用滤波器测试线路，一泡一个通宵。家里床底下塞着几只箱子，装满电阻、电容、发光二极管、漆包线、磁力棒等无线电元器件。谁家电视机、收音机出了故障，父亲总是热情帮忙修理。我上学后，父亲开始教我装矿石收音机、无线电遥控航模。《无线电》杂志上有个小制作栏目，父亲总是鼓励我按线路图试一试。我读大学最早读的是无线电通讯专业，跟父亲的熏陶有关。父亲大约遗传了祖父的木匠手艺，用机械制图的办法绘制了一厚本家具图纸，用刀斧锯刨自制了一套实木家具，桌椅板凳长沙发、衣柜书柜五屉柜，涂的是国漆，越磨越光亮，用了多年。父亲对工作、对生活的热爱，体现在他的身体力行上。
从农民的儿子成长为知识分子，父亲像一棵极富生命力的树，无论在哪里，都落地生根，自成风景。
父亲最大的风景，还是当老师。
我执着地认为，教师是天底下最无私的职业。把自己学会的知识无保留地教给你，让你从不懂不会到学懂弄通，还苦口婆心地生怕你没学会、没学好。这是一种崇高与伟大。父亲就是教师中的一位代表。他是一棵树，桃李满枝。
父亲有三段教师经历。
第一段是从北师大毕业分配到军工厂的学校。前些年，家里来了一群70多岁的客人，个个毕恭毕敬地尊称我父亲为“刘老师”，他们正是父亲刚毕业时教过的2508班的学生们，后来大多成长为各地国防科技工业岗位的领导干部和军工企业的业务骨干，牵头的是担任过湖北省国防科工委领导职务的李叔叔。得知我父亲住院，天南地北的学生们都在问候，派出代表到医院看望自己的老师。李叔叔发短信给我说：“能成为你爸爸的学生，是我今生最大的幸事、最大的幸福。”他们的这份师生情谊保持了60年，父亲一直很珍视。正写这篇文章时，收到李叔叔问候我母亲的短信，李叔叔说，师母健在，师恩尚在。
父亲的第二段教师经历，是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军工厂当时有一批子弟下放在湖北麻城县夫子河公社，厂里决定抽调父亲和几位技术员到乡下给他们办高考辅导班。几个月下来，23个子弟考上了18个，有的还上了名牌大学。这件事让父亲很有成就感。
第三段经历，便是任职今天的湖北科技学院，最早叫武汉师范学院咸宁分院。应当时学院领导魏星桥书记、杨碧厚校长的热诚相邀，父亲从军工厂调到学院工作，直到退休。当时的教务主任是程开生老师，也是父亲当年的高中数学老师，曾说父亲是个数学奇才。作为物理系负责人和教学骨干，父亲做了哪些具体的行政管理工作，我不十分清楚，经常见到他和朱其海、钱定国、诸定一、郭克新等老师一起研究工作。父亲教过力学、热学、电磁学、量子物理，有的课已教过多遍，但父亲每教一次都要重新备一次课，补充新内容。同事们说，刘老师教案准备是最认真的。当时的校领导张芳彦老师至今还在点赞，“刘老师的教案是用楷书写的，一笔一画很工整，学校还专门展出过，留到现在都是珍贵的资料”。中学时读过朱自清的《背影》，我心目中的背影则是父亲终年伏案的样子。一只方桌几摞书，几叠稿纸一把尺，加上一把他自制的三角形刮刀——他总是用锋利的刀刃轻轻地刮去写错的笔画，不留痕迹。我依稀记得他摊在书桌上正写着的一篇论文，是关于天体高度计算的。即使退休在家，父亲还经常做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偶尔上网下围棋，每每败阵，便感叹人脑算不过电脑，高新技术厉害。勤奋认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普遍的特点，持学严谨是父亲最大的特征。
父亲高个宽肩，身板挺拔，坐端行正，透着祖父当年一样的威严。为人真诚善良、本分实在，作风正派、性情耿直，坚持原则、律己甚严；做事丁是丁、卯是卯，说过的事记得，做过的事不马虎；不随声附和，敢发表意见，凡事讲道理；不趋炎附势、不搞小圈子；遇事认理，事过境迁、时过境迁，从不萦心于怀。无论是在军工企业还是在科技学院，父亲保持着典型的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个性。
父亲热爱自己的学生，也深受学生的喜爱。父亲是一位典型的理科男。缺乏文学爱好，却有唱歌天赋，在同学们的掌声鼓动下，父亲的男高音独唱常常是校园活动中物理系的保留节目。可能是物理系男生多的原因，父亲喜欢聪明、好学的学生，尤其是调皮的男生，多次请他们来家里吃饭，好些个家庭困难的学生得到过他的帮助。记得当年父亲在家一遍遍地给学生讲定律、原理、公式等，不厌其烦，比教子女更有耐心。记得有一个大雪天，来的是一位瘦高的程姓小伙子，大衣外套了一条雪白的围巾，很时尚。每每谈论起自己的学生，父亲像在说着自己的孩子。一些学生毕业留校成了同事，许多学生分配到祖国的四面八方，一些学生的名字我们全家都知道，有的人成了我们的好朋友。父亲退休后一直有学生与他保持联系，常有问候、探望。一到过节，父亲便手忙脚乱地给学生们回短信。也有当时热络、日渐疏淡的，父亲说这很正常，各自在忙自己的工作，处之泰然，不必在意。回乡省亲总能碰到有人说“我是刘老师的学生”，听到学生们对父亲的评价很感自豪。那一年的长假，我们全家总动员，到一个风光秀丽的现代化示范村里住了两个晚上，县里领导是父亲的学生，想接待我们，父亲说私事不花公款，执意让我们结了账。
工作虽然忙，却不影响父亲养花种草的雅兴。自家养花，花团锦簇，自制盆景，景象万千。他亲手制作过不少山水盆景，一块块无奇的路边石在他手里成了艺术品，家里阳台、客厅、厕所、窗台摆满各色盆花，还以花草交友，互赠有无。与学校花工罗师傅打得火热，常在一起交流技艺。父亲对花草的兴趣到了80多岁还不减，成天把他的那些宝贝搬进搬出，腿脚不利索了还硬撑着跑到花鸟市场逛，结果跌成骨折。躺在病床上了，还让我把他的花草盆景们拍成照片，在手机上饶有兴趣地欣赏。父亲走了后，我特意把几个盆栽带回了北京，算是对父亲的告慰。
父亲刚退休那阵子不适应，养起了鸽子。鸽子笼放在阳台，鸟们叽叽咕咕不安静，飞进飞出不卫生，楼上楼下一定会有意见，全家一致反对，父亲抗争了一阵子终于妥协。过了若干年，父亲还在愧疚：“养鸽子的那阵子，的确会影响到你们、影响到邻居，是不该的”。不轻易认输的父亲能说出这番话，让我感动。
准确地说，父亲的教师生涯还有第四个时间段，是在退休之后。
养鸽子的事儿让我们给搅黄了，但父亲总想干活儿。当地一家有名的民办学校相中父亲的名望，请他担任了物理教师，还把他做进了广告。我和弟弟去学校宿舍看望，不忍心老两口过打工的生活，坚决反对，但父亲很满足，也很委屈，反复辩解不是为了钱。在我们做说服工作的过程中，不时有孩子冒冒失失地闯进屋来，父亲大声喊着他们的名字，告诉我们哪个孩子聪明，哪个孩子贪玩儿。父亲的爱怜，让我体悟到了他那可怜的坚持。一段时间后，父母终于拗不过，来到了武汉，但很久还在念叨那些中学生们。
那一年北师大校庆，阔别几十年后回到母校，父亲兴奋得像个新生。参加完大会，他兴致勃勃地领着我们，一路找寻到当年的教室，讲述当年同学们一起用浆糊纸封窗御寒的故事，讲述当年同学们一起从学校步行到天安门广场的经历。通过一位守楼的老人，父亲竟然打听到一位熟识师兄的近况。父母亲还找到了当年他们曾一起翩翩起舞的场地。离开校园时，父亲买了一堆印着“北京师范大学”字样的文化衫和杯子、本子、笔。那一天是北师大的节日，更是父亲的节日，他一辈子以北师大为骄傲，以教师职业为荣耀。
教书，是父亲最大的乐趣；学生，是父亲一生的财富。
桃李芬芳满枝头，岁月沧桑著风流。父亲以对国家的热爱、对人生的追求、对事业的执着，把自己塑成了一棵树的模样。
但是，在亲人们的心里，父亲是一棵能遮风挡雨的大树。
有人开玩笑地问父亲，老大、老二、老幺，你最喜欢哪一个？很多父母都会碰到这种善意的挑问。父亲从来不正面回答，而是历数三个孩子的优点。父亲对三个孩子有不同的爱，都是实实在在，他是一位为了子女而甘愿付出很多的父亲。当年从大武汉来到咸宁，就是为了子女。人到中年，改换门庭，一切从零开始、白手起家，既要在事业上重新立足，又要建设好家庭、培养好子女，不是人人都愿意做到、做好的。父爱如山，母爱是海，让我们感受到亲情的力量。
我读咸宁高中时，班主任是父亲当年的老师阮永新，一位既严苛又慈爱的老教师，这位当年的足球高手以惊人的体力陪着我们这群顽皮的孩子。因为我太调皮，经常被阮老师喝住：“叫你老子马上来学校！”父亲便乖乖地来向自己的老师请罪，然后转身给我一顿暴揍。为了激励我参加奥林匹克物理竞赛取得更好成绩，父亲想出每提高1分，奖励多少零花钱的办法，一家人至今回忆起来不禁哈哈大笑。父亲说揍我是恨铁不成钢，奖励我是望子成龙心切，叫“胡萝卜+大棒”。妹妹从小做得一手好菜，会倒腾出一大桌美味，但父亲从来不让妹妹洗碗，总是说：“女孩子要有一双好手”。妹妹歌唱得好，她和父亲的对唱《扎红头绳》是家庭活动的保留戏。回想起父亲点点滴滴的疼爱，妹妹泪流满面。父亲擅围棋，最得意的徒弟算是我弟弟。弟弟棋艺大长，竟然让父亲执黑先下且让几子，还常常赢，不免嘚瑟。父亲说这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教训弟弟不能得意忘形。父亲会游泳，毛主席当年7·16横渡长江时，父亲在现场军工厂游泳方队。我和弟弟的游泳都是父亲教会的，父亲说，男孩子必须会游泳。我曾三次横渡长江，得归功于父亲。
父母到武汉生活后，回老家次数少了，全家一同回莲花塘刘家更是难得。每到这个时候，父亲总是早早起床安排停当，然后不停地问什么时候出发。一路上父亲给开车的弟弟或者我捏颈椎、揉肩膀，说是怕我们打瞌睡；一路上父亲都在讲着老家的人和事，对我们进行历史传统教育。有时候，父亲带上一两本我写的书回老家，告诉亲戚说这是我写的，里边有莲花塘的故事。父亲叮嘱我，书一定要自己写，每一个字都要认真写；不要利用职权卖书，不要指望写书发财。我可以欣慰地告诉父亲，您说的这两条，我都做到了。
在崇耕尚文的老家人心目中，父亲是有身份地位的人，回乡拜年是家里人和村里人的大事。到了莲花塘刘家，还要到大塘坝任家、老屋任家、新屋任家、月亮湾任家、杨家湾卢家、牌里湾卢家。在有的村可以串门拜跑年，双手一拱道声“健旺啊”“发财啊”；有的村是要留下吃饭的，那里有刘家的至亲至戚，父亲喊爷、舅、叔、娘的多得数不过来，有的还须奉上压岁钱。老人们慈爱地唤着他的小名，揭他小时候的老底儿，这时父亲总是很兴奋、很腼腆，恭顺得像个孩子，被数落得不好意思了，便冲我们呵呵一笑。三家来约，四家来请，家家都得吃酒席，腊肉熏髈、炖菜煨汤、香菇菜薹、烧酒红酒，吃得个天昏地暗。
父亲对家乡充满深情，关注家乡的发展变化，但从不公开发表意见，即使见到自己当领导的学生也只谈成绩。父亲告诫我，你在外多年，不了解家乡的情况，不要指手划脚，只帮忙、不添乱。父亲叮嘱亲人们，一是不要给政府添麻烦，二是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三是不要找我办私事。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父亲常让我想起艾青的这句诗。
我一直幻想着，等我有时间了，陪父亲回老家走走，穿过油菜花、紫云英盛开的大田畈，回到荷叶挤挤的莲花塘、中和塘、顶上塘垂钓，去绿荫浓浓的桂花涧摘桃子李子梨子，爬上他曾带我砍过柴的巍巍关山尖、平方尖。这一幻想却像一头盘旋的鹰，始终落不了地。再后来，便是奢望了。父亲老了，摔了一跤，行走大不如从前了，到父亲住进医院，幻想终成泡影，打算终究落空。
一棵能遮风挡雨的树，正在凋零、枯萎。
但即使是凋零，那凋零的叶脉依然分明、清晰；即便枯萎，那枯萎的枝干依然祼露着宁折不弯的力量，向着天际伸张。
父亲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支撑。祖父母子女八个，三男五女，父亲排行老二，是长子。二叔当过中学校长，拉得一手好二胡，有两子一女。三叔没能读出来，但写得一手好字，是村里的会计，有三子两女。突然有一天，年轻的三婶不幸病逝，三叔的天空顿时塌了下来。父亲、母亲赶回老家，同二叔、三叔一合计，决定把几个正读书的男孩子从村里都接来我们家，三叔只需每月提供60斤大米。当时我家经济条件不好，住房也小，是最晚买电视机和洗衣机的家庭，但父母始终认为孩子们长身体是第一位的、读书是最要紧的。那时的家里感觉像男生宿舍和教室，满是课桌满是床，英语单词贴满墙。孩子们特别能吃，一个孩子几个大馒头。父亲每天早餐去食堂买馒头稀饭，别人家用饭碗饭盆，我们家是用大锅，还得用盖儿压着。母亲则承担起一大家子人的做饭、洗衣等家务。家住对门的徐志祥老师还记得父亲当年生煤球炉的情景，隔壁的但毅阿姨常感叹我们家的孩子怎么这么能吃。孩子们也还算是争气，全考上了大学。在父母的影响下，子侄外甥孙辈中二十多人读了大学，有的成长为机关干部、央企领导、特级教师、劳动模范等，有的在太平洋彼岸的实验室工作，多个孩子从美英法留学归来成为共和国的建设者。
“得亏了南陔一个人，不容易”，村里一位长辈这么说。“一个人的尽力改变了一大家人的命运”，当地一位文化人这么评价。
但是，再挺拔的树也有被风吹倒的时候。病榻上的父亲形容枯槁，风烛残年，气若游丝，但神态坚定而安详。在三治表叔和堂弟、表弟的提醒下，我和弟弟闪电般地回了一趟莲花塘，选了一块地，拍了照片。那一刻，我悲伤欲绝，不愿相信这是事实，但落叶归根是父亲的心愿。我回到武汉，把手机里的图片一张张翻给他看，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一一点头，露出不易觉察的欣慰。
我若有所悟，为什么父亲最喜欢的一首歌是《九月九的酒》。那一句“思乡的人儿飘流在外头……”，是一个游子的心声，是一棵树倒下的方向。
谨以此文，泣祭远行的父亲。
（作者单位：中央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