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中总有许多难以忘却的记忆，或是晦暗，或是激动，或是辛酸。但有一次却是刻骨铭心，时时在脑海里回荡，那场景真的不会忘、不能忘、不敢忘。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哥哥在我们村里的小学担任民办教师，教得好好的，突然想到去当兵，说给父亲及家人们听，说是想出去闯一闯，大人们还是支持的。那个年代，崇尚“一人参军，全家光荣”，除了上大学，入伍参军到部队去锻炼，同样成了有志青年的向往。

  记得大概是1975年冬季征兵，哥哥经过政审和3次体检，终于如愿以偿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奔赴远方的军营。

  入伍通知书是村支部书记亲自送到家里来的， 得知消息的亲友和乡邻们非常热情,纷纷前来送行。父亲和哥哥忙前忙后张罗着招呼客人,母亲也高兴得合不拢嘴，在厨房里做菜，坐在一桌庆祝一下。

  哥哥穿上军装从村里出发到公社武装部集中的那天，村里很是热闹，村里群众和亲友站在村出口路的两旁，村里组织锣鼓队把哥哥送到公社，母亲却在一旁满眼泪花。

  在哥哥到公社集中的那天晚上，同村入伍回来探亲的尹三海到我家，听说哥哥当上了兵，还是海军，甚是高兴，说一定为他送行。父亲说，哥哥还在公社，可能明天就要坐车走，明天早点到公社还能见到哥哥。尹三海说，明天早上我早点到公社去，要求我和他同去，父亲也就答应了。

  第二天很早，尹三海就到我家叫我，父亲连忙叫我穿上衣服，和三海哥一起去送哥哥。

  记得那天，天气阴沉，寒风刺骨，冰封雪地。寒风呼呼地吼叫，肆虐地在旷野地奔跑，它仿佛握着锐利的刀剑，能刺穿严严实实的皮袄，更别说那暴露在外面的脸皮，被它划了一刀又一刀，疼痛难熬。那时，我七八岁的年龄，我家离公社20多里地，走起来挺吃力，三海哥又是给我棉军帽戴，又是鼓励我。在他的鼓励下，我也就拼命地往前走，大概9点终于走到了公社武装部。

  在公社武装部的广场上，站着20几名新入伍的军人，旁边停着一台军绿色大卡车，他们要坐这辆车出发。

  只看见三海哥把我哥哥叫到一旁，递给他一个笔记本，还说了几句话，然后哥哥就归队了，我们一直看见哥哥爬上那辆军绿色的卡车，目送他们渐渐走远。

  这是我送别亲人参军的最早记录。我和三海哥冰天雪地步行20多里地送的不仅仅是一个笔记本，而是一份亲情、一份祝福、一份希望。送行已成为我珍藏在心底的歌，一半用苦涩唱出，一半被大风吹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