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我才知道堂兄有一个秘密，他似乎对自己的名字颇有微词。堂兄虽没说什么，我发现他忌讳别人在他面前说“包”字溢于言表。大年初一，晚辈跟他拜年时，当祝福他生意兴隆、牛年大发，堂兄就会喜笑颜开予以回应。当祝福他生意兴隆、今年赚一大包时，我发现堂兄的笑脸含有做作的成分，也只有我看得出他那略皱的眉头。

  堂兄名叫老包，是大伯根据他出生时的情景随嘴这么一说的，竟然一直沿用到现在。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进行第一代身份证登记，当工作人员到大妈家录入人口信息时，也许是大妈叫惯了他的乳名，大妈就是这么告诉登记人员的。于是，老包就成了堂兄的“官方”名字，不过，也算符合鄂南风土民俗。一般来说，在南鄂大地大多数男孩子在出生后，都要取一个比较下贱的名字，目的是祈盼孩子在今后的成长历程中好生好养、无病无灾，长大后有所作为。

  事实也如此。很长一段时间，堂兄是我们湾子文化最高的人，以致于我的父母亲在教育我时，都是以堂兄为例，要好好读书，长大了跟你老包哥一样。当堂兄高中毕业后被安排到村小学教书，那时的老师是令人羡慕得不得了的职业。堂兄虽是民办教师，但他工作起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不分份内份外之事。每年评先评优，他总是拔得头筹。

  堂兄来到村小学教书时，我读四年级，他就是我们的班主任。在我的记忆中，堂兄什么课都带，对每一个学生特别严厉，对我及另外一个堂兄也就是他的弟弟更是严苛，用“老鼠见猫”来形容我们师生关系一点都不为过。全班33个学生，有一半以上男生居然没有一个调皮捣蛋的。自从他来到学校教书以后，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全部在校住读，每天都上早晚自习，我和他弟弟则住在他的单身宿舍。

  记得有一天晚上，距离学校不远的一个村庄放电影，那时，电影电视还不像现在这么普及，一年也难得看一场电影。我们几个胆大的男生硬拽上另一堂兄偷偷去看电影。出发前，我们确信堂兄不在学校。电影散场后，当我们愉快地谈论电影内容疾步返校时，堂兄手拿教鞭守候在寝室的必经之路上。结果可想而知，看电影的几个同学被带到操场上，一个个低着头站成一排一动不动，接受堂兄近似咆哮的训话。堂兄的教鞭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终究没有落在一个同学的身上。而我本以为，就这样没事了，可当我和他弟弟回他宿舍准备睡觉时，堂兄气势汹汹地将手中的教鞭发挥着足以让我记得一辈子的威风，我们边抽泣着边保证下次再也不敢了。

  从那以后，我和他弟弟真做到了，成绩也直线上升。用堂兄自己的话说，我们俩后来乖顺得很，连“芝麻大”的错误都没有犯过。后来，我们同时考入了初中。据说，我们那一届是我们村小学开办以来升学率最高的一届，名列全乡第一，堂兄再次得到上级教育部门的首肯。

  几年后，堂兄结婚成家了，民办教师那点工资常常使他小家庭的生活捉襟见肘。这时，他选择了下海经商，校领导和村干部极力挽留，堂兄去意已决。他直接到武汉从事食品加工生意，由于他有抱负有思想敢于尝试，又特别能吃苦耐劳，他成为我们湾子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事实证明，堂兄的选择是对的，他先后把堂嫂和一对儿女接到身边，并在武汉安了家。不仅如此，堂兄还发挥着“领头雁”的作用，我们湾子几个人在他的帮助下，分别在武汉都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回到家乡都盖起了楼房。

  如今，堂兄年纪大了，依然在武汉打拼事业。我们堂兄弟之间也是聚少离多，只有在中国传统节日时才有机会聚在一起说说过去，聊聊现在，我们都觉得特别惬意。不过，我始终没有揭开堂兄的秘密，也不会“冒堂兄之大不韪”，依然亲切称呼他老包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