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妻子，使你的家不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她的到来，让你艰难的岁月充满生机，使你普通的日子充满温馨。

  1968年我回故乡后，我当上了村里的民办老师。那时我已经23岁了，娘怕我年纪大了说不到老婆，就张罗着为我说亲。娘托人在远村介绍一个农村姑娘，她纯朴、憨厚、勤劳，我们接触了一年多之后，于 1971年10月1日结婚了。当晚，她满脸忧伤地哭起来了。我大惑不解问：你咋啦？她说：我怕？我问：怕啥？她说：你会一辈子对我好吗？我说：我一辈子对你好，咱俩永不分开。她听后紧紧地搂住了我。

  婚后的日子一直过得很清苦，我当着被人瞧不起的教书匠，顾不上家。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进大学读书。毕业后又在县城工作，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在农村艰难度日，承受着家庭重担。我家没有人在大队和小队当干部。重活、脏活、远活多摊到妻子头上。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之后，田地分到了户，缺乏劳力是“半边户”的一大难题。农忙季节，没有劳力，只好找亲戚帮忙。我不在家，妻子就得把屋内屋外的事全揽上，每天要忙十多个小时。种田栽菜，喂猪养鸡，烧饭带伢，甚是辛苦。

  在农闲时，妻子带着最小的小孩进城看我，这时我们才能轻松愉快地欢聚一次。然而，好景不长，到了第三天，妻子就开始在你耳边唠唠叨叨，惦念着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还有什么猪呀、牛呀、鸡呀……

  人们常说患难之中见真情，爱情也是这样。1975年冬，那时我还在柏墩中学当老师，有一位年轻老师写了一个《校园青松》的剧本，被当作大毒草批判，我受牵连被隔离审查。妻子听说我被关起来了，着急万分。冒雪带着不到三岁的大儿子，赶到学校来看我。她关切地问我：你犯啥错了？我安慰她说：没什么问题，你放心。她说没什么问题就好，有什么问题也不怕，咱一起面对。我试探地说：如果我真的被抓去坐牢，你就改嫁好吗？她忙捂住我的嘴说：你放屁！你要真被抓去坐牢了，我等你。说得我心里暖融融的，精神陡然振作起来了。2017年下半年，我患病三次住院，她始终陪护在我身边，不离不弃，让我甚感宽慰。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在县委办公室秘书科工作，我让妻子退掉了农村的责任田地，又将她和孩子一并从乡下接进城里来了。全家进城的日子是步履维艰的。我一月收入仅40余元，难以维持一家4口的生活。为了给家庭增加些收入，我找老乡在塑料二厂为她谋了个工作。那时塑料二厂也不景气，业务时有时无，有业务时常常加班到深夜，干了三个月也没拿到一分钱工资。我劝妻子不去干算了。妻子却说，有点事做心里还舒服些，工资等货款收回后总是要发的。

  我从读高中时就爱上文学，闲暇时我就看书、写诗、写文章。妻子文化不高，从来不看我写的东西，也不乱翻我书房里的东西，她从不反对我看书、写作，相反还大力支持。每当她看到我在写作时，常常把孩子叫一边去，关上门，怕打扰了我，为我营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写作环境，也让我取得了文学创作上一个又一个的成果。1988年，我出版第一本诗集《山道弯弯》，她毫不犹豫把家中的全部积蓄2000多元拿出来了。2007年，我去通城写长篇报告文学《闯世者》，她主动承担照料两个孙子读书的任务，还给我换了一部功能齐全的手机。

  夫妻俩长期在一起共同生活，难免会磕磕碰碰。我说饭硬了，她说饭软了；我要买东，她要买西；用旧了的物件她舍不得丢，我当作废品卖了，她回来就唠唠叨叨地没完没了；你发工资她要查清楚，你到什么地方去她要问明白，整个的一个纪委、反贪局。好，我把工资册、稿费都交给她，让她变成保管局长、服务局长，自己也乐得个逍遥自在，静心写作。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一起趟过了那么多急流险滩，跨过了那么多沟沟坎坎，磕磕拌拌又恩恩爱爱地一路走来。不知不觉走进了老年，经过几十年如一日的磨合、融合，我们相敬如宾，相濡以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