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从清华回乡下

  1987年夏天，我迎来了我的毕业季。由于跨越文理两科读了两个专业（化学工程学和编辑学），可选择的工作机会较多，反而没了主意。凑巧的是，贺美英副书记在科学馆门前看到我，特地下了自行车，让我先留在清华，看准了再走也不迟。

  徐葆耕教授迅速安排了此事，把我分配到电教中心做编导。中心旋即送我去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参加研修班，学习电视编导摄课程。但是，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太过平庸，始终没有激发我的热情。在这期间，我在图书馆看到纽约时报一位科学记者的系列着作，每本书聚焦一个主题，包含5~6篇Topics，都是对一流科学家的访谈，内容深入浅出，饶有趣味，一般读者可以读懂。

  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啊！抚着一本本新书，闻着淡淡的墨香，我一时心绪难平。

  没想到，直到九年之后，我才有了走进这个方向的机会。

  1996年夏天，我调到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科学报社，担任一份周刊的主编。随后，我进入了编委会，成为这家报社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编委。在报社改革中，我出任总编辑助理和总编室主任，参与提出并推动执行具体改革方案，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在此之前，我采访了上百位水利专家、政府主管官员和行业人士，撰写了一部长篇访谈录《梦断长江：三峡工程的决策和论争》。虽然奉行了平衡采访原则，并且只做访谈实录，但在出版时遇到了意外的阻挠。为了不让心血白费，最后把书稿给了远离北京的广西人民出版社，并按“能够出版”的要求删节和改写，改得面目全非，只剩下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

  有了这次“教训”，我在准备研究汽车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时，刻意绕开了对利益集团的触及，选择了汽车文化、社会和创业的角度。书稿完成后，又在几家出版社辗转了两年。后来承蒙陈惠湘先生推荐，《汽车神话：文化、社会和创业》才得以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时销量和热度都超出了我的期望。在央视“读书时间”做的一期专题中，我预言了汽车将在未来十年广泛进入普通家庭。这在当时（1998年底）还是过于大胆的预测，节目编导说“连想都不敢想”。而到2008年底，我家已经买了第三部轿车。

  两次不成功的尝试让我意识到“此路不通”，是否值得继续为自己的梦想投入盛年的心血？这时，爱人因患癌症做了第二次大手术。医生给我的忠告是：如果可以，就为她多挣些钱；如果不能，就多陪陪她。

  我选择了“下海”进入商界，成为蓝色光标第一位副总。那时公司还很小，薪水微薄，工作却极为繁忙。我不仅要负责像思科这样极具挑战性的客户，而且还致力于媒介资源和知识体系建设。做这些事，都是我的强项。

  公司快速成长并且充满活力，薪酬水涨船高，但我并不快乐。公关服务的客户立场，有时会表现为肉麻的吹捧，无原则的开脱，甚至与对手进行卑劣的缠斗。只有少数雇主能够理解专业精神，认可真正专业的服务。在这种处境下做事，我时常追问自己：这是我想做的事情吗？我再努力，又能成为一个什么人？一个公关专家？抑或是一个混迹于商界大佬之间的吹鼓手？

  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想起我的故乡，那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那些淳朴善良的人们；想起我从小受的教诲，曾经的苦难；想起我的初心。

  2011年夏天，我创立了一家移动互联网技术公司，开发了大量精细功能模块，像搭积木一样为中小企业快速、低成本创建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我们称这种平台开发模式为Apps factory mode，一度还算成功。3年之后，公司改制为股份公司，2015年初在新三板挂牌上市。

  2016年，我终于找到了一条纽带，把我的事业与渐行渐远、注定已经失去的乡村重新联系到一起。这一年，我痛下决心，收缩移动应用开发业务，开拓新的业务方向，开创了一个全国优质农产品直供体系。我们开发了一个功能强大的运营平台，组建了专业的选品团队，从国家认证基地精选绿色、有机、原产地优质农产品，通过一个自生长的人际网络快速获取最终客户，从产地直供家庭餐桌，废弃一切中间环节。

  有人说，这是一个颠覆性的营销模式，开启了优质农产品营销的渠道革命；有人说，由于食安形势严峻，这个模式把流通环节的食安风险降到了最低，抓住了巨大的商机。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与人生由来所自的完美连接，也是一种全新的乐趣，一种乐于担当的责任。

  毕业30年，我做过许多工作，其中不乏得意之作。但是，从来没有一项工作，能像现在这样，得到过如此之多由衷的称赞和期待；也从来没有一项业务，能像现在这样，让供货商、消费者、合作伙伴和员工都是赢家。

  我很庆幸，在过了“知天命”的年纪，重新找回了自己失去的乡村，找回了自己的起点，找回了工作的乐趣，和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

  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校友加入了我们的体系，分享了我们的品质和乐趣，体验了我们如何做事，如何担当。我们发起了城市合伙人计划，期望加入的校友和公众越来越多，体验越来越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