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婚不准操办酒席”“双方均为再婚的不准操办酒席”“违者礼金一律‘没收’”……这些限定性极强的规定，出自贵州某县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印发的规范管理县辖区内所有城乡居民操办酒席的一份红头文件，该文件一经曝出，立即引发舆论普遍质疑。《人民日报》近日刊发专题报道，就此事探讨如何让规范性文件更规范。

  在公众印象中，由于文首列有红色字样的机关名称、文尾盖着公章，红头文件有着很强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然而，近年来一些地方发布的红头文件很是随意任性，甚至胡搅蛮缠，像极了乱点鸳鸯谱的“乔太守”，让人左右不是、哭笑不得。这样的“红头文件”，往往出生就意味着死亡，但由此损伤的权力形象，却在很长时间挥散不去。

  以此审视“复婚酒席禁令”，有关方面难道不知道，这样的红头文件“刑不下庶人”，严格说来是管不到黎民百姓的吗？所谓“双方均为再婚的不准操办酒席”“违者礼金一律‘没收’”，对于一个普通百姓来说，真要举办“复婚酒席”，你如何去禁止？真要没收礼金，你有这样的权力吗？法律允许吗？在法治建设的背景下，竟然还出台如此荒唐的规定，未必是法盲，只怕“醉翁之意不在酒”，表现为有关方面根本就没有想到真要去执行。

  在审视“红头文件乱象”时，政绩是一个很重要的维度。诚然，规范性文件需要规范，但也要看到，现实中存在一种“文件政绩”——有关方面只是把出台文件当成工作实绩，而并不在乎红头文件是不是合法合规、能不能严格执行、会不会闹出笑话。这也提示我们，“复婚酒席禁令”或许源于一种“文件政绩”。就现实分析，这种可能性相当大。 （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