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搬家，意外发现20多年前手稿与读书笔记，那个年头看书很投入，边看还边记下感悟。字写得比蚊虫还小，却那么整洁。投稿也是用钢笔在方格稿纸上一笔一划认真地写，生怕出格，生怕编辑嫌字差了不看稿，有那么一两回甚至不好意思地、稍稍地请字写得好的朋友填写过。

  偶尔去趟文化与宣传部门，总想向人索要笔记本、材料纸与稿纸，得到了赏赐便无比高兴。尤其是稿纸下边都印有单位名称，自己俨然就成了这令人羡慕单位中的一员，觉得身份无形中抬高了。 其时流行写信，跟编辑或与朋友写信，便用上了稿纸或材料纸，心想：对方是否会因这稿纸而另眼相看呢？当时我在大畈区委办公室当差，投稿落款时只写”中共通山县大畈区委“，省了”办公室“三字，可那也不中用，人家大机关谁看得起基层的区乡呀？

  我记得第一次向《知音》投稿，是向雷一大主编随文附了信的，表达年轻的苦恼、“失恋”的痛苦，还有自己的一些小忧郁。他居然回了一页纸的信，对文章给予了肯定，并决定采用，信末他要我改。我像抓住救命稻草般感动，又去了信并重新改写了稿寄去，想不到他竟然自己动手进行了修改，寄回给我再填写，而且连笔名也是他替我起的。如今再读此文，虽感青涩，但仍不失生动感人。那是1985年，我因此文得到二十元稿费，县团委开团干会时书记向团干介绍我，还要我念那篇文章。

  写信最大弊端是留下痕迹，抹也抹不去。在博客兴起时，我有位很好的师友在博客上公开了我最初写给他的信，我在信中对他极尽敬仰，同时有苦恼也向他倾诉了。他是以“轻舟已过万重山”喻我的，但同时大家都从文中读出了他想表达的另一种情愫，我看后感到难堪，但还是在其博上留言谢谢了，我居然能够克制，能以善意面对突然的揭疤。现在想来，几十年过去了，难得有人还留着我的信，我自己曾保留的信，因一次次搬家早已不知到哪去了。

  八十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是激情奔放的年代，也是我焦虑彷徨的年代。我那么在意别人看法，那么羞涩、那么脆弱、那么渴望成就，那么单纯，那么内向，那么眼里容不下沙，是给人留下不好印象，给自己留下了硬伤的。比如我最初发的小小说、诗歌与杂文，如今大多数不忍再看，就如我看了某师友博客里提到我二十岁的话，我为自己曾那么浅薄与感性而肉麻。年轻真的可以什么都有可能吗？脑子里真的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假如每个人注定一生要慢慢成熟，那么年轻也是可以谅解的吧？

  现在好了，多年不写信，投稿也不求编辑，在电脑上一敲，再不操心文章生死，也没什么好难为情的。碰到好编辑好作家，反倒称我为师，这教会我见了文人都喊老师，只要我出口喊了，就不是假意，绝对是真诚的。我总是觉得写作这活，它本来就呈现出百姿千态，哪怕比自己再差的人，他的身上、他的笔下同样会有我值得欣赏的东西。

  随着稿纸的消失，我也惭惭忘了写日记，这个好习惯丢了后，日益加速精神的空虚，许多闪光的东西一晃即逝，几十年日子仿佛轻飘飘过了，未曾有过令自己欣慰的印象。好在有书相伴一生，好习惯不会彻底丢掉，不时便能回归书本与书写，回归宁静孤独。

  翻开一页幸存的草稿，内里记下当年一句顺口溜：传传小道，发发牢骚，说说领导，东奔西跑，钟点已到。这是当年机关闲状。我为此准备写下《孵在闲中干什么？》，最终只有片断式思维，不知为何居然没把那个蛋下下来，更没孵成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