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工商银行大门，我就接到朋友大刘的电话，说又有一场比赛了，我又有到大排档喝酒的机会了。

  30岁的大刘，是本市某中学教师足球队的队长，经常邀请附近单位球队来学校友谊比赛。我喜好足球，又有一肚子“球经”，大刘就邀我当裁判。报酬嘛，是到大排档吃一顿。

  那天是周六，来学校比赛的又是XX局那一拨人（所谓“机关队”），他们踢球技术不怎么样，但充满大无畏的精神，什么动作都敢做。比赛刚进行三分钟，司职前锋的大刘就被对方后卫铲倒一次，我口头警告，但人家把足球场当成办公室，态度有点横。

  十分钟后，大刘攻进一球，他学着球星的模样，在场上欢呼庆祝。这激怒了“机关队”队员，他们在场上动作幅度更大了。几分钟后，那名铲倒过大刘的后卫，又把“教师队”的李老师放倒了。李老师的球技和脾气，在球队中是最厉害的。他爬起来后，指着那名后卫，就对我嚷了起来：“裁判，他至少有两次够罚黄牌，应该把他罚下场！”我无奈地摇头，除了脖子上挂了一只哨子，我和球场边的看客没有任何区别。李老师不乐意：“你不罚他，我主动下场！”说着脱掉T恤，向场边走去。

  大刘慌了——少一名球员影响球队实力，更何况李老师是本队的“球星”。大刘把我和对方队长叫到一块，我说“机关队”球员踢得太粗野了，后卫一定要罚下场。“机关队”队长承认他们踢球动作有点大，但不同意罚人。僵持了一会儿，“机关队”队长阴笑着说：“把他罚下场也行，但你得亮出红牌。”说话间，“机关队”队员也围过来，一个个都笑着附和：“对，罚人下场得掏出红牌！”后卫的言语更富挑衅：“你只要亮出红牌，我立刻下场！”

  急中生智，我突然想到了口袋里的红色存折（一小时前我在银行用过）。“好，请你站到这边来！”我左手指着惹事的后卫，右手做出从屁股口袋里摸红牌的动作。没等后卫走到跟前，我就“唰”地举起“红牌”（银行存折）。“真有红牌呀，算我倒霉，算我倒霉。”后卫嘀嘀咕咕地走出球场……那天在大排档，我喝的啤酒最多。“教师队”全体队员都亲吻了我的那张“红牌”。 文/霍寿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