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年终岁末，你年初制订的计划完成了吗？工作总结写好了吗？会不会一打开电脑又觉得“拖延症”犯了？

  拖延症成了网络时代的新特征，但同样是依靠网络，散落在各地的拖延症“患者”被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庞大的“战拖”群体，他们组成“我们都是拖延症”豆瓣小组，试图将自己和小伙伴从拖延症的牢笼中拉出来。如今，“战拖会”已经有24万会员。

  痛的领悟

  因“拖延”失去留学机会

  “明明知道那么多事情堆在眼前：摊开的文件、散乱的衣橱，或者只是一个该打的电话、一封该发出去的邮件，还有自己焦急不安的小心脏，我们还是一边咬着手指甲、一边呆呆地说，再呆一会儿，就一下下……”这是“我们都是拖延症”豆瓣小组的介绍文字。“战拖会”创始人于海成告诉记者，当初他就是被这段文字“一击即中”。于海成说，2008年，他正在攻读生物学专业博士学位，在办理出国留学相关手续及准备材料时，他因一再拖延，最终与出国机会失之交臂，抱憾至今。

  当时的于海成一方面戒不掉自己拖延的坏习惯，另一方面又懊恼至极。无意中，他在豆瓣网上看到一个名为“我们都是拖延症”的小组，顿感“中枪”，便毫不犹疑地加入了。有趣的是，就是因为拖延，这个小组长期没人管，于海成自告奋勇当了管理员。

  2009年，“拖延症”不再是这个小组的“专有名词”，它火了，无数人开始关注拖延症，并拿自己的生活对号入座。

  于海成“炒火”了拖延症，但他自己仍然受此困扰，他一方面因拖延症无法坚持做实验室里的工作，另一方面工作无法完成又加剧了他内心的挫败感。最严重时，他接近抑郁。他开始认真探究“拖延症”的病因。

  2010年，于海成接触到了一个医学名词——ADHD（注意力缺失多动障碍，俗称多动症）。在反复的思想斗争后，他说服自己来到北大六院，经确诊，他的确患有ADHD。于海成说，恰巧那时美国心理学着作《拖延心理学》的中文版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有关拖延症方面的书籍。于海成开始组织小伙伴举行读书会，“就是一群找不到解决拖延方法的人抱团取暖。”他说。

  在与拖延症“实战”的过程中，于海成了解到，“拖延症”与ADHD、抑郁症等不同，它并非专门的医学或心理学诊断名词，它更多地来自网友的调侃和自发的对号入座。不过，这种状态切切实实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于海成不断读书、组织活动、办网站，他放弃了读到一半的博士课程，在2010年成立了“战拖会”。如今，“战拖会”会员已发展到24万人，成员多为80后、90后，学生占了一半，另一半则是媒体、设计、会计、律师等行业从业者。在他们看来，“拖延是一种严重的慢性病，是一种病态的人生态度。”

  病症寻因

  内心恐惧才无法坚持

  于海成告诉记者，在“战拖会”里，会员们因拖延而耽误工作、生活的故事五花八门。他们中很多人都把自己的拖延归咎为懒，还给自己的拖延症起了个新名字——“懒癌”。毕业于大连海事大学的刘洋就曾调侃自己是“懒癌患者”。

  刘洋是个90后，创意多，有想法。大学时代热衷于参加社团，组织各种创业项目。后来，刘洋又想在学校做户外新媒体，跟几个辅导员都签了协议，但却拖着不去找广告商，这件事也不了了之。工作后，老板本来对刘洋非常赏识，把公司的大项目交给他，他却都做到一半便做不下去。

  直到加入“战拖会”，刘洋才意识到，拖延，是因为自己内心的恐惧，“害怕与那些人打交道，害怕会有被拒绝的风险”。

  外力介入

  重新养成专注的习惯

  在不断的“战拖”实践中，于成海发现，解决拖延症最好的方法是借助外力帮忙。“这个外力可以是一个人、一个社群或者一个圈子，可以对拖延人群产生督促作用。”于海成说。就像是他在帮助拖延症人群时常用的一种“打卡”机制，就是每天向组织发出自己的计划和总结，以保持对自我的关注。

  “我们每个人早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计划和总结，然后对自己一天的表现进行打分。如果计划做不完就要写明做不完的原因，进行总结。”会员肖江说，通过这种计划和总结的方式，他很容易让自己保持一个专注和高效的状态。

  当然这种方式需要一个激励的动力，所以于海成设立了一个“奖学金制度”。每个会员在进行“战拖”之前会交一部分钱，每天每个会员如能按要求将自己的计划和总结发出来，他会给会员们“返钱”奖励，如果不能完成“打卡”，这笔钱当然也就拿不回去了。

  于海成说，从“战拖会”的经验来看，通过这种外在的、近乎强制的方式，持续对拖延人群进行督促，一般通过两三个星期，参加者就会克服最初的阻力，形成关注自我的习惯。然后慢慢练习、熟悉和掌握以后，拖延的概率就可以降低了。

  几乎在成立“战拖会”的同时，于海成提出了“真性拖延”的概念，即后果消极且本可以避免的推迟。而假性拖延则是指后果无害或者无法避免的推迟。在当今时代，解决拖延症的办法也并非一味逃避网络，而是适应，设置网络的使用方式，做好信息源头的筛选过滤。 （来源：《法制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