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中先生，我家里的人病了，不知贵药号有医病的好药否？”赵国泰问道。

  “我这里药品上千种，不知先生家人患的何病？需用何药？郎中只能对症下药啊！”郎中起身答话。

  “我需要的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啊！”“啊唷，我们可是一家人罗，先生需要的救命药这里有啊！”

  “好，我们几个可算找到亲人了！”

  “娭毑快准备上茶，你娘家的几位亲人来了哟！”郎中兴奋地朝里屋喊叫。

  原来，赵国泰从曲阳地下党组织获悉，南亚村中医彭生财和其妻傅青云，是我党地下交通员，夫妇在抗战之初就加入共产党。他便用暗话与彭生财联系上了。后来，通过彭生财关系，曲阳武工队在南亚村周边发展了一批堡垒户。彭生财家有5个女儿，大女儿彭芬絮15岁参加革命，时任曲阳县妇救会主任。他家是八路军地下交通站，为八路军武工队敌后斗争作了许多重要工作。1944年，日军进山扫荡，突袭驻在南亚村的武工队员，彭生财为了掩护八路军，一口咬定自己家里未来过八路军，他年仅两岁的小儿子活活被日军摔死。1942年，经曲阳县委干部介绍，彭生财的大女儿彭芬絮，与在曲阳坚持敌后斗争的赵国泰结成了革命伴侣。一个女婿半个儿，赵国泰在曲阳一带与日寇作战5年，他把这块浴血奋战的土地，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赵国泰足智多谋，他深知作战攻心为上策，对驻在碉堡炮楼的日伪军，进行“攻心战”，从内部分化伪军，他带领武工队小分队常神出鬼没，穿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来到敌占区的纵深地区，召集敌伪家属座谈，对伪属进行短期集训，并深入到户作伪军家属的思想工作。伪军人员大多是穷苦出身，妻儿老小都在敌占区，大部分是生活所迫才侧身敌营。赵国泰善于言谈，对伪军家属讲明我党宽大政策，晓以大义。曲阳等地八路军还组织抗日轻骑文工队，到敌占区演出。文工队演出节目有独幕剧《刘二姐劝夫》，这是对日伪军“攻心战”的重要节目。快板《正月里来是新春》，更如“攻心战”的重磅炮弹。快板词云：“正月里来是新春，奉劝伪军官兵摸摸心，既然同是炎黄的子民，同生中国地，为什么帮小鬼子杀我中国人？西方德国鬼子眼见要完蛋，东洋小鬼子还能蹦哒几时辰？金盆洗手早盘算，洗净黑手保命全。白纸黑字有铁证，伪军伪组织名单百姓记得全。种下苦瓜结苦果，日后自讨苦吃失悔迟……”这些文艺节目，如同一颗颗炸弹，对伪军官兵内心有强大的震摄作用。

  赵国泰还指使武工队员，把伪军据点及炮楼伪军头目的姓名，籍贯以及家庭人员情况摸清楚，夜晚绕到炮楼下进行点名教育。为伪军们建立“善恶簿”，把他们做的好事、坏事统统记下。对表现恶劣的伪军人员，我方人员设法用书信或捎口信形式，向他们提出警告，提醒谁近来干了什么坏事，在群众心中有账可查。当时在群众和伪军中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不怕伪军们闹得欢，就怕百姓记清单。善恶有报待时日，放下屠刀免祸灾……”

  敌人的炮楼和据点大致有三种情况，有的全由日军驻守，有的日伪军共同驻守，大多数是以连排为单位的伪军驻守。赵国泰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打击方法。因为日军长期受法西斯教育，加上语言不通，宣传工作难做。因此，他对日军驻守的炮楼，采取孤立或寻求机会坚决打击。炮楼一般相距二三公里，敌人害怕袭击，一般龟缩在炮楼不出来，平时靠地方老百姓作“报告员”向外联络、送饭。赵国泰和武工队员往往化装成“报告员”，常趁敌人吃饭的工夫，突然冲进炮楼，将其消灭。对伪军单独驻守的炮楼，赵国泰往往通过“攻心战”反正过来了。他让这些炮楼反正伪军官兵，不让他们马上投入八路军阵营，而是让他们隐蔽下来，为我军工作。这样，我军就控制了一些炮楼，八路军早晚运粮过路，他们则成了为我军服务的岗哨。我们队伍过完了，他们才打一阵枪，向日军报告：“八路运粮队从这里过路了。”待日军大部队赶来，我军的运粮队已过去了七八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