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广州公证处多收了市民冯某1450元公证费，经举报，多收款项被责令退回。但涉事公证处给冯先生寄去“红头文件”，要其亲自去领取退费。冯某认为，多收款是对方的错，不应由自己前去领取。于是他也给公证处寄去一份个人名义的“红头文件”，要求对方送款上门。8月7日，“红头文件”寄出，而昨日，多收的款项已被返还。

  市民冯某自制“红头文件”的举动，确实有些胆量。而其底气也不是没来由的：首先，广州物价局已责令广州公证处退回多收的费用，这相当于给冯某撑腰；其次，广州公证处的行为属于滥收费行为，冯某如果拿起法律武器维权，或许也胜券在握，而涉事公证处“缴械投降”或许也与此有关。

  说起来，广州公证处让冯先生自己去领取退费，可能是事出有因，也可能是源于“机关病”的沿袭：对于某些机关而言，惯常的工作姿态是“浮上面”，而非“沉下去”。如果说是交罚款、领证件，让民众自己去办，有囿于人力成本的因素，那退还多收钱款这种事本就错在己方，凭啥要让人用跑腿为之买单？再者，公证处与市民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中介机构和服务对象的关系。公证处凭什么向一个公民发出红头文件？公民有义务执行公证处的红头文件吗？其滥发红头文件的背后，就是“二政府”心态的顽固。

  滥发红头文件的傲慢，对应的是自制的“红头文件”维权的有力和无奈。冯某的创意维权虽是“以牙还牙”，可比起“跳楼”“自焚”等方式，温和、巧妙而不失威慑力，对有关部门作风改善也是种敦促。但也要看到其无奈一面——维权依赖创意本就不正常。

  说到底，自制“红头文件”式的维权，很具噱头性，可它难以复制。若无行政问责辅助维权，那维权靠“创意”的现象也就很难成孤例。在此意义上，围观这则新闻，我们还真不该仅将它当成一件趣事。 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