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我不熟识,但我很感动。他们的每一分，每个举动，都让我如对镜自惭。

  先从年长的说起。她大约七十岁,还那么健康乐观,那么不卑不亢,那么让人一见就肃然起敬。那天,我们在《同一首歌》演出现场等待挤进入口,这老太太来了,一脸慈祥地看我。我以为遇到某个贵人之母,脑子如蜗轮转了又转,终是想不起她是谁。于是重新漠然处之,我摇我的羽毛扇,喝我的矿泉水。演出没按我急迫之情上演,我还在等,她却不远不近地跟着。难道她也想去听听大腕的歌,放着寿星不做去追星?我走向前问她好：“大娘,您孩子呢?怎没陪着一起来?”大娘说：“孩子们忙,我出来走走。”哦,这大热天出来吹风了。我于是扇我自己的风,喝我自己的水,不管闲事。矿泉水一喝完,我就甩了它。扔去几米远,忽然意识到这坏习惯可要砸着人的,于是惶恐地向扔瓶方向看,发现那贵妇似的大娘捡起瓶子,快速走到不远处一蛇皮袋,把瓶子放了进去。真让人纳闷, 大热的天，她不在家休息，这么耗费时间收废瓶,却是为何?

  这个谜两年后才解开。那天我去新城社区,在主任办公室见到一个大娘,似曾相识,我问主任：“大娘是哪单位的？”主任很自豪地说：“她呀，你还不知？是我们社区的菩萨、市人大代表、老共产党员、下岗工人。”我也感觉她的气质是非同常人，这一提醒，我想起了那个拾瓶人。是她！大娘还没认到我，我把那天经过复述一遍，大娘发出了朗朗笑声，笑得我满脸通红。主任又插话：“她呀，生怕人知道自己以捡破烂为生，她用养老保险与拾荒钱赞助着一名残校学生，这大年纪了还坚持说自己 有力气养活自己,不要孩子们供养，而且几次拒绝享受低保，说是给更需要救助的人。”

  想不到，当许多人与人比待遇，比享受，比得失,斤斤计较争名夺利时，大娘默默地卑微着，奉献着，在小区里亮起一片霞光。

  再说一位很平凡的党员老师。他55岁，从大学毕业到山区教书，已整整30年，他的时间完全在校园，在教室，在办公室，在学生宿舍，却很少用在家里，用到自己儿子身上。儿子没敢说他爱学生胜过爱儿子，妻子却是忍无可忍地埋怨：“你当丈夫、当父亲，有哪点称职的！”

  这个对家庭有愧疚的老师，当得知自己学生患有心脏病,需长期服药时,他拿出几百元给学生买药,发动学生募捐，找民政局帮助，去政府找领导，凑足了5万元,帮学生做了手术。学生出院后，又组织科任老师补课,既挽救了学生生命,又使该生如愿考上武汉科技大学。这位大学生是我家乡人，对我讲起自己的老师，她感激涕零地说:“老师待我如慈父，整个心血都用在教书育人上，由于把爱倾斜到学生身上，对自己儿子辅导不够，导致他儿子中考差一中录取线50分。”

  如果爱能以时间来计算，这位老师的大爱是多少分？

  某局长是我多年敬重的老友,那天在一起开会,会前向我介绍了他单位一位职工。这位普通党员干部姓焦，现年47岁，月工资不足两千元，爱人在另一家事业单位，月工资只有千元。他们婚后二十多年，没添置过家具，没买商品房，一直住着出租屋。两人微薄的工资，除了日常简单的生活，全部用来培养两个儿子读大学，如今两个孩子一个在读研，一个在读大四。他们一家经济拮据的情况，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在全县开展访贫问苦活动中，这位焦同志却表现了令人惊讶的慷慨。大路乡神堂村有位农民才48岁，患脑癌治了不少钱，落得个家徒四壁欠债累累。五月的一天，老焦和其他几个干部上门去，看到户主已经死亡，遗体躺在门板上，女人和两个孩子跪在地下，哭得死去活来。在场的干部纷纷掏钱表示同情，有100、200元的。老焦见那一幕情景，早已泪眼模糊，几次抹眼。他从口袋里掏出刚领的1400元工资，全部交到农妇手上后，掩面走出那寒门。

  不忍见到别人贫穷，不忍见到别人伤痛，为着这善念，他宁愿自己忍受生活的艰涩！

  当我想把他们的名字记下，好向有关部门呈情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这是每一个平常人应该做的，我们之所以做得好一些，那是因为我们受党哺育多年，要记就记党恩，记下我们是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