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由中央纪委宣教室牵头主办的党风廉政教育大讲堂举办第二讲，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对比了两组数据：2012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698人，当年全国的矿难死亡人数1500人以内；2011年，这两个分别为4843人、1973人。周文彰感慨道：“每年受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已经超过矿难人数。领导干部已经成了风险最大的职业。”（12月19日《北京青年报》）

  “做官有风险”并非周文彰首提。2010年4月的《人民论坛》杂志一项调查显示，44%的受调查者认同“做官也是一种高风险职业”。而就在今年6月，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庭审后不久还托辩护律师带话给他的女儿“千万不要从政”，俨然提醒其女儿做官风险高、千万别从政。

  至于拿做官的风险与矿工相比较，亦非周文彰首创。2004年7月，《了望》周刊载文称，“做官不比做矿工风险高，但与做矿工风险不相上下”。如今周文彰摆出的两组数据，已然证明做官比做矿工的风险还高，甚至成为“风险最大的职业”。而在笔者看来，说做官有风险已经不甚严肃，拿这个风险与矿难风险作比较，更是极为不妥。

  有几个概念必须厘清，即做官与做好官、做贪官。从逻辑上讲，后二者被包含于前者，它们并不能混为一谈。如果用做贪官的风险去代替做官的风险，显然是偷换了概念，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这是因为，做好官并没有什么风险，做贪官的风险极大，由此要想推出做官的风险很大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即贪官在官员群体中占到大多数，而且贪官受到处分的概率很高。或许基于这个前提的荒谬性，周文彰补充道，“有没有风险取决于你自己。（规避风险）办法也很简单，叫做‘管好自己’。”由此可见，说做官风险大，更多的时候是站在贪官的角度看问题。

  至于将做贪官的风险与做矿工相比较，更显得无厘头。矿工与官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职业，工种性质决定了二者职业风险的不同，单纯地将被处分官员数量与矿难死亡人数进行比较，并无任何实际意义，不但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反而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是贪官太多，还是矿难太少？

  更值得一提的是，二者的风险性质有着本质区别。贪官的风险完全是他们咎由自取，主动冒风险，怨不得别人；而矿难则是矿工迫不得已，必须被动面对的客观存在的风险。在此背景下，贪官显然不配与矿工比职业风险——若一个官员没事找事地冒风险搞腐败，出了事后再来对大家说“千万别从政啊，做官比做矿工还危险”，如此矫情，只增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