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河南省鹿邑县“慈母”武文英把农药瓶递给20岁的脑瘫双胞胎儿子，致二子死亡。事后，全村保持了沉默，但武文英却走进贾滩乡派出所自首，唯一的要求是“能不能等拉扯大另外两个小的再来坐牢？一辈子都不出去，偿还两个大儿子。”与此同时，一封代表当地3000位村民的联名求情信也递到了法院。（12月9日《四川日报》）
武文英案，如果不是忧虑“两个小的咋办？”，陪着两位脑瘫儿一起上黄泉的就还会有这位母亲。在我们为之心酸的同时，却是政府之爱的缺失。尽管武文英这个家庭在媒体三次报道“母亲照顾脑瘫双胞胎19年”的事迹后成了“知名家庭”，但所获得的帮助也仅仅是“政府部门送来轮椅和500元钱，和兄弟俩每月共60元的低保待遇”。至于残疾人的待遇，因为他们没有主动申请办理，所以也就不在残联的残疾人系统中，进而无法享受到相关的帮助。
必须承认，无论是“慈母”，还是她的家庭，面对现实的困境，能把生活不能自理的脑瘫孩子抚养到十几岁、二十岁，都确实已经达到了极限，难免面临绝望的境地。因此，类似武文英的悲剧，社会是应该承担相应责任的。世界大多数国家，几乎都将收养残障孩子作为政府应尽的义务，拨出专项资金，让智障儿童在各地的专门机构接受护理、教育和生活，用合理合法的制度、政策法规来杜绝此类悲剧的发生。
比如美国，从诊断之日到3岁，有完全免费的“家庭支援”与“早期干预”；从3岁至6岁学龄前阶段，由政府埋单上公立学校，任何学校不得拒收，还有义工上门协助服务；6岁至18岁的义务教育阶段，政府每年为残障孩子家庭保障4万美元的“特殊儿童补贴”，而且上公立学校全部免费，还有配套的“支持就业”和“福利工厂”；18岁之后，残障儿家长不再有责任，而由专门的群体保护负责，可以进入福利公寓直到死亡。总之，家长不会因生养了一个残障孩子而增加经济负担，更不会“毁”了自己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