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最不喜欢的就是菊花了。

家乡的菊花，只有黄白两种颜色，是那种小朵。小瓣片很多，皱褶褶，苦巴巴，像老妇人的脸。还要等秋后霜至才开。白也不似梨花白得正，黄也不及金针花黄得纯，连蜜蜂也不待见。你要问，它们为什么不光顾菊花呀，因为，菊花苦哇。

父亲却喜欢菊花。

他在屋前屋后及菜园边栽了很多果树和花树，桃树、梨树、橘树、枣树，木槿花、鸡冠花、百合花、金针花和菊花。最多的就是菊花了。

一场秋雨过后，秋风扫净了落叶。霜降就到了。父亲常常坐在老屋前那棵百年柏树下，细眯着眼夹着烟，望着前山的菜地沉思，红红的烟头烫着了手指才慌忙扔掉。那三块菜地的四周，都是父亲栽种的菊花。

父亲反背双手，沿地头走一遭，回头闷闷地对母亲说：只开一层瓣。霜降三次，菊叶蔫了，紫黑紫黑的叶片有气无力地贴着杆儿，朵儿却舒展开来，白的黄的，一圈圈绕着菜园，迎风绽放。

父亲笑了。母亲温良地端来茶杯。父亲将茶杯举过头顶，良久才放下来轻轻啜饮，如品玉液琼浆。少不更事的我，总以为父亲的杯中，一定有我不曾吃过的稀缺物，一次趁父亲不在，偷偷捧过杯子喝一大口，立即又吐来出来：太苦！是酽稠的黄菊花茶。

母亲的话意味深长：你父亲爱菊，是有渊源的，忆苦思甜啊。

父亲如黄菊——苦哇。

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16岁就当了私塾先生，办学堂，为乡邻的孩子授课。据说，爷爷是悬腕写毛笔字，一手字很漂亮。至今成姓大户人家祖屋的门楣石刻上，还留有爷爷风骨遒劲的手迹。18岁，爷爷参加了红军。21岁时，爷爷已是红军24团的团政委。那年重阳节，野菊满地黄。爷爷和他的三个都是红军的兄弟，回家祭祖，被本地的地主举报，遭国民党包抄，兄弟四人英勇牺牲。时年，父亲刚1岁。

奶奶的眼睛哭成半瞎，带着父亲改嫁。才9岁，父亲一个人回到家乡，穿着草鞋，衣衫褴褛，形如乞丐。在乡邻的帮扶下，耕田犁地，卖草鞋卖柴薪，艰难度日。解放后，民政部门给爷爷兄弟颁发烈士证，送父亲上夜校，破例给父亲安排工作，父亲才有了温饱，过上了正常日子。

那一年，是1952年，为了纪念党的恩情和爷爷牺牲二十周年，父亲在屋后种上了菊花。

父亲从此恋上了菊花。都说托物是为了言志。

有人寄情山水，有人寄情草木，有人寄情信物，父亲却如陶公，寄情于菊。菊花，清冽苦涩而不招蜂引蝶，风吹霜打却不低头，环境愈是恶劣愈是开得更艳，清雅高洁而芳香袭人。古人把菊喻为高风亮节的象征。小小年纪的我，哪里懂得那么多？只喜欢外表艳丽的花色，对那并不亮丽的菊花视如草芥，哪里知晓菊花还是一种离愁，一种伤逝，一种重阳节里缅怀故人、感恩幸福、志向高远的寓意？

此刻，再看菊花的花语：刻画在心、沉默而专一的爱、永恒的记忆。我深深愧疚，为自己的无知。我拿什么来祭奠你，生我养我、在贫困中坚持送我求学的、我在黄土之下的父母？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满地成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