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时事件发生在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由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向秘密建储制嬗变的转型时期，是两种皇位继承模式交叉碰撞下出现的一个历史现象。雍正皇帝对弘时的严惩，只可以泄愤于一时，却无法改变他在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中的孤立处境。

  “长子”弘时没能接班

  雍正皇帝共得十子四女。

  雍正皇帝第一子弘晖逝年8岁，第二子弘昀逝年11岁。此后，弘时成为雍亲王府邸的大阿哥。弘历（乾隆皇帝）出生前，年已八龄的弘时，还是雍亲王的独子。

  可是，令人不解的是，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皇帝宣布秘密建储的决定时，却以“诸子尚幼”为理由，认为不可举行（公开）建储。当时弘时已20岁，绝非幼龄，况且其子，雍正皇帝的长孙永珅，也已3岁。雍正皇帝的上述话语，透露他在考虑皇嗣人选时，实际上已将弘时排除在外了。按常理而言，弘时应是雍正皇帝择嗣时的首要人选。因为他既在诸子中排行最先，又已成人，且有子嗣，其生母李氏在雍邸时已是侧福晋，其名份仅次于嫡福晋乌拉纳喇氏。弘时的上述优势，都是弘历所不具备的。可是，雍正皇帝建储时却弃长而择幼，选中比弘时小7岁，尚是一位少年，其生母钮祜禄氏在雍邸时并无正式位号的弘历。雍正皇帝为何不喜欢弘时呢？

  秘密建储引发父子矛盾

  弘时20岁以前，先后经历了康熙皇帝两废太子，诸皇子为谋取储位拉党结派，明争暗斗，皇十四子允禵率师西征，收复藏地，康熙皇帝猝死，胤禛获取皇位等一系列大事。乾隆皇帝称弘时“放纵”、“不谨”，表明他具有率直、任性的性格特征。尽管尚无史料予以证实，但根据雍正皇帝其后勒令他去做允禩之子这一情况，似可判断早在雍正皇帝继位前，弘时对于允禩等人，即有一定好感，他对康熙朝晚期储位之争的看法，具有与其父胤禛截然不同的倾向性。因此，雍正元年雍正皇帝秘密建储时，当然要将这位怀有异志之子，排除在外。尽管如此，雍正皇帝继位前，他与弘时之间并无明显的利益冲突。当父子两人分别完成从皇子到皇帝，从皇孙到皇子的角色转换后，由于具有居长、生母地位较高等优势条件，弘时对储位怀有希冀，也是情理中事。然而，雍正皇帝秘密建储后，这对父子的关系逐步恶化，双方矛盾的性质，也随之改变。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皇帝的秘密建储虽然做得十分缜密，但仅3个月后，便由他本人泄露了天机。是年十一月十三日是康熙皇帝周年忌辰，雍正皇帝并不亲至景陵致祭，而是派年仅13岁的爱新觉罗·弘历代其前往。这是一个意味深长之举：在位皇帝特遣未来的皇帝向升天的皇帝致祭，奏告王朝百年大计已定，储位已有所属，并祈求先帝在天之灵的佑护。对于雍正皇帝这一举措最为敏感，且又因之最为沮丧者，莫过于弘时。一年后，他的疑虑再一次被证实。雍正二年（1724年）底康熙皇帝“再期忌辰”，弘历第二次“祭景陵”。至此，弘时对储位的幻想已完全破灭，在怨恨与嫉妒心理的作用下，他进一步倒向雍正皇帝的反对派允禩一方，对其父所做一切持不以为然的态度。

  弘时与允禩等人开始亲近

  雍正皇帝的继位，使允禩等人所拥戴的皇十四子允禵帝梦成空，他们做为新帝的反对派，受到皇权的制约和打击。雍正皇帝在秘密建储中以弘历为储嗣，弘时继承皇位的可能性永远丧失。自身利益受到损害这一共同原因，使弘时与允禩等人在政治上相通相近，并对雍正皇帝产生极大不满。从实质上看，雍正皇帝与弘时的矛盾，具有维护或削弱皇权的性质，随着弘时与其父关系的恶化，他已逐步站到皇权的对立面，为皇权所不容。值得注意的是，雍正皇帝继位后与弘时之间矛盾的发展，呈现出显着的阶段性特征，从中也反映出秘密建储之举以及雍正皇帝对允禩等人的打击逐步升级，对于他与弘时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雍正帝断绝父子关系

  雍正皇帝清除反对派的斗争始于雍正二年（1724年）。翌年二月后，因“三年服阙”，雍正皇帝不再有所顾忌，打击力度随之加大。所以，雍正三年（1725年）春夏之交，弘时因储位落空而与皇父的矛盾迅速激化之际，也恰是雍正皇帝清除反对派的斗争全面展开的关键时期。正是在此期间，弘时的立场完全转向允禩等人，同雍正皇帝的关系彻底破裂，按照他的禀性，甚至还可能公开表示对允禩等人的同情，以及对雍正皇帝的非议。这自然需要极大的勇气，而允禩等人也会以各种方式，予以拉拢。弘时在受到被逐出宫、勒令为允禩之子的严惩后，并未退缩，依然故我。因此，四年（1726年）二月，雍正皇帝将允禩、允禟等人从玉牒除名仅仅一个月后，对弘时也予以同样惩处。三年（1725年）春夏之间，雍正皇帝公开表示与弘时父子之情已绝，勒令他去做允禩之子，这不仅是为“教导”其他皇子，更重要的是为了警告仍“以允禩为屈抑”的诸王大臣们，“使知儆戒”。弘时被除宗籍，交与允祹“养瞻”后，其心情与处境皆可想见。仅仅挨过一年半，24岁的弘时便郁郁而终。（据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