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老病死是客观规律，患病就医自然必不可少。对于如何让老百姓看得起病，历朝历代都曾出台过很多“医改”办法，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古代解决“看病难”的招数吧。

  朝廷“赐药”于民

  早在上古周代，朝廷已设有专门为老百姓服务的“疾医”，其职责是“掌养万民之疾病”。在古代，为让老百姓看得起病，较常见的办法之一是“赐药”。不只朝廷和皇帝会赐药，地方衙门和官员，也不时为辖区内老百姓提供免费医疗。《后汉书·钟离意传》记载，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会稽郡一带（今江浙境内）发生特大疫情。当时负责地方具体事务的钟离意，便亲自到疫区照看、慰问病人，送去医药，因此赢得民心。

  “赐药”并不是一种制度，也不属于“祖宗之制”的范畴，而是慈善性质的“仁政”内容。特别在瘟疫、传染病流行时，赐药最为频繁，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老百姓看不起病的问题。

  北魏设“别坊”免费看病就医

  西周时期已有专门为贵族服务的医疗机构，但由官府成立的面向老百姓的医疗机构，一直到南北朝时期才出现。南朝齐文惠太子萧长懋建立“六疾馆”，救济、收养穷人。“六疾馆”并非专门的医疗机构，仅相当于现代的福利院。开办给老百姓看病的官办医院，则是鲜卑政权北魏设立的。

  北魏的“医改”创新突出地表现在解决民间看病的问题上。皇兴四年（公元470年），北魏便曾开展过临时性“送医上门”活动，派医生到“基层”，为患者免费看病、发药。北魏创办了中国历史上首个面向基层的政府医疗机构“别坊”，专门为看不起病的穷人提供医疗服务。有学者称，“别坊”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人民医院”，其所提供的医疗服务，费用全免。皇帝还严令北魏的卫生部（医署），分派专业的医务人员进馆，救治病人。为了防止医生不负责任，朝廷还对医生进行了分类考核，按诊治水平的高低给予不同的奖励。

  李隆基“亲制广济方颁示天下”

  然而，北魏的“别坊”主要是针对京城地区的，对外地或边远地区的患者则采取赠送指导性医药手册的办法，供基层医务人员和患者参考。为此，北魏专门安排医署主管官员，召集当时的一流医疗专家，选择医方精华，汇编成30卷“医疗手册”，在全国公开免费派送。

  为了更好地普及医药卫生常识以解决基层看不起病的问题，唐玄宗李隆基“亲制广济方颁示天下”。天宝五年（公元746年）八月，李隆基再下“刊广济方诏”，要求进一步宣传广济方。担心有的人家连方单都抄不起，他还命令地方一把手，在乡村要道口办“黑板报”，让老百姓都能对自我防病、治病常识有所了解。

  后来的宋朝，在推广和普及医药知识方面做得更到位，颁布了《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历济众方》等一批灵验、有效药方，这在交通不便、诊疗技术落后的古代，具有实用意义。

  唐朝还以法律条款形式，来规范医生的职业行为，强调医德，突出救死扶伤，具有创造性的“医改”设计。

  宋朝推广“养病院”、“安济坊”

  古代为解决老百姓“看得起病”做得最好的是宋朝。北宋积极开办官办药店，提供疗效、价格都有保证的成药，深受老百姓欢迎。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药，这是王安石变法中“医改”方向之一，新实施的“市易法”将药品纳入国家专卖。宋朝还裁减为高层服务的宫廷医药机构，增加慈善性质的民间医药机构，推广“养病院”。

  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为北宋的“医改”也做出过贡献。为了控制当地疾病流行，给穷人提供就医方便，苏轼创建了“病坊”，起名“安乐”，后易名为“安济坊”。安济坊是一种带有平民医院性质的慈善医院。

  古代为让老百姓“看得起病”做过很多努力，并不仅限于上述几种。如减免税赋，增加民众的收入，也是常规办法，且往往与“赐药”办法一起使用。（据《老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