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顿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请饭的钱最终还是公款支出，某种意义上吃的是农民自己的钱；如果是有关官员掏钱吃饭，那就漂亮了。这样的要求可能高了一点。如果仅仅是一顿饭，那么请就请了；但如果来之都请，那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真要由个人支出，那谁也承担不起。

  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是一个制度化问题。首先明确的是该不该请。现实中经常听到有人为公款招待辩护：来的都是客啊，总不能要对方背着锅来吧。如果承认这句话有道理，那么，下去的领导是客，上来的农民何尝不是客？是故，有关方面请6位农民吃饭，虽在意料之外，实在情理之中。这顿便饭应该请，如果真的形成制度化安排，那么现在这顿饭就不会成为新闻。

  其次明确的是请的标准。从新闻中看到，十五六个菜加上一瓶酒。有人质疑，请农民吃顿便饭，不仅菜多而且上酒，如果请的是官员，那标准得有多高？这也提醒有关方面，在公款招待上，无论是对谁，都应该明确并且坚持标准。制度善意是最大的善意，有一个合理并且得到公认的制度，这比偶发的善意更有意义，也更能够受到认可。

  有人认为，给农民办事比请农民吃饭重要。这句话确实有道理。过去许多地方存在着“门难进脸难看”的现象，随着改进作风的深入推进，这一现象已经蔚为好转。但必须看到，相对于“门好进、脸好看”，百姓更希望的其实是“事好办、办成事”。“请农民吃饭”对应着“门好进、脸好看”，而“给农民办事”则对应着“事好办、办成事”。所以既请农民吃饭，又给农民办事，更为社会期望。如果做到了这点，相信也不会再有人把“给农民办事”和“请农民吃饭”对立起来。这一意义上，请告状农民吃饭，虽然存在着一些可以商榷的细节，但必须承认，这起码不是坏事。（据《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