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器官资源多掌握在地方红会手中，卫生部研发的计算器分配系统仅能调控1/3的器官。移植医院希望从红会获取这项资源，红会以此要求医院对捐献者捐款进行救助。医院认为地方红会对捐款账目没有做到公开，有为己牟利之嫌。

  姚林是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器官获取组织（以下简称OPO）的工作人员。在他下定决心说出这件事时，这家医院与深圳红会在器官捐献方面的合作，已进入“霜冻期”。按照双方约定，以往，深圳红会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发现器官捐献者濒于脑死亡状态，便会第一时间通知姚林。可是姚林已经几个月没有从深圳红会那儿得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信息。

  “不再提供信息，可能和我们医院不捐款有关。”姚林说，深圳红会凭借所掌握的潜在捐献者信息，要求医院捐款。但让姚林不满意的是，“这笔捐款用途的明细，深圳红会从未公开过。”

  器官资源在中国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成为各方争夺对象。地方红会作为器官捐献的第三方机构掌握捐献者资源，移植医院希望从红会获取这项资源，红会以此要求医院捐款，对捐献者进行救助。医院认为地方红会对捐款账目没有做到公开，有为自己牟利之嫌。广东、江苏等多地红会存在要求医院认捐来换取器官捐献资源的现象，一例器官甚至要捐10万。

  器官因缺而贵

  每年1/30的病人能获得器官完成移植；肝脏的移植费在一些地方约四五十万元.

  深圳最早开展了器官捐献试点。

  高敏是深圳红会聘请的器官协调员，平日会去医院宣传器官捐献，并和潜在捐赠者家属商谈相关捐赠事宜，包括经济救助。在深圳，或广东其他地方，危重病人脑外伤或脑出血，且愿意捐献器官的，很多医院的医生会第一时间告知高敏。她再通知其他医院的OPO赶来对病人做死亡评估，然后获取器官。

  如今，在深圳红会，有器官协调员3名，他们掌握着广东大量的潜在供体信息。这些信息在中国成为一项极为稀缺的资源。目前，每年约有3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挽救生命，但每年仅有约1万人，可以获得器官并接受移植手术。

  一起移植手术，医院会收取高昂的费用。去年，广州中山一院一名刚做完移植手术的病人告诉记者，他的整个医疗费用为100多万。在南京，每例肝移植，费用为十几万元，但在一些地方可能是四五十万元。很多医院的OPO非常希望从深圳红会处得到潜在供体信息。这些医院都有器官移植资质，都有很多病人来做器官移植手术。他们率先获得器官后，就有机会给本院使用。

  高敏获得捐赠信息后，一般会第一时间通知广州中山一院的OPO。高敏坦言，选择将捐赠信息给哪家OPO，有合作习惯问题，但主要取决于“深圳红会和广东省红会的决定”。

  深圳红会另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植瑞能也表示，在他开展工作的宝安区和光明城，如果发现潜在捐献案例，会通知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OPO，“这是红会领导的指令”。

  一例器官捐10万？

  广州一医院工作人员表示，深圳红会提供捐献者信息有价格标准，且用途不公开；深圳红会否认

  早在2009年，孤身探索“器官捐献”的深圳红十字会就与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开始合作。姚林回忆，当时，几乎没有医院愿意使用人死后捐献出来的器官，因为担心“质量不好”，而自己所在的医院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跟深圳红会合作。但到了今年5月下旬，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OPO与深圳红会的合作关系可能会中断。该院一名人士说，与他们医院合作的器官协调员，转告了深圳红会的意思，以后可能不会提供捐赠者信息了。

  而在5月11日，该院OPO的主任霍枫教授还在公开场合表示，他们计划每半年或一年向深圳红十字会捐赠款项，用于器官捐献者身后贫困家庭的救助。该医院内部人士告诉记者，深圳红会要求医院捐钱的理由是，要建立人体器官捐献人道救助基金。

  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地区，90%捐献者的家庭面临生活困难问题。捐献者在生病治疗过程中一般会产生大笔医疗费用，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承受起来都比较困难，甚至因病致贫。深圳红会副会长赵丽珍曾告诉记者，他们2004年设立了一个针对住院贫困人群的医疗救助专项资金，目前主要是从这部分资金里拿出一部分用于器官捐献的医疗救助。

  广州一家移植医院的OPO工作人员表示，深圳红会对于提供的捐献案例信息，有具体的价格标准，平均每一例完成器官获取的捐献为10万元。“但这笔钱具体怎么用，社会并不知情。”

  深圳红会的两名器官协调员对记者说，他们会跟家属说明，捐献者身后丧葬费等人道救助资金不超过2万元。很多捐献者生前的医疗欠费，红会尚无专项救助基金，只能通过媒体呼吁好心人捐助。

  由于救助资金使用不透明，医学界一些人士认为，红会持潜在供体（捐献者）资源，人为干预捐献器官流向，并有为自己牟利之嫌。

  对此，深圳红会副会长赵丽珍表示，要求医院捐赠的数额每一例情况都不相同，没有平均捐款10万的说法。她没有向记者透露要求捐款的具体数字，但她表示对于捐献者的医疗（欠费）救助主要依靠移植医院的捐款。她还说，受益最大的是移植医院，医院应该从患者的手术费等费用中拿出一部分利润来支付捐献者的医疗欠费，“合作的医院捐款不及时，我们不得不挪用其他公共经费暂时填补”。对于捐款并不公开的质疑，赵丽珍表示，对捐款的医院，红会会定期为其列一个表格，包括协调捐献了多少案例，每个案例支出了多少救助款，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经费等。她认为，上述捐款的具体收支情况，包括工作经费，没必要对社会公众公开。

  对于赵丽珍的说法，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姚林说，医院目前尚未看到深圳红会对捐款具体用途的报告。他认为，若捐款用于器官捐献者的救助，使用明细应该做到公开可查询。

  “收了捐款没人做事”

  南京红会被指收取捐款但不积极宣传器官捐献；南京红会表示捐赠者少由社会环境而定

  江苏也存在地方红会让医院认捐。一名医生说，一例器官捐献成功，接受器官移植医院会向地方红会捐赠5万元左右，作为捐献者身后的人道救助资金。

  江苏情况和深圳不同的是，首先是医院自己去发现潜在供体，家属明确有捐赠意愿后，再通知红会来签署知情同意书等。“医院自己做不了捐献，必须有红会做第三方见证和监督，这是国家规定。”江苏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肝移植医生邵文雨说，中国在建立器官捐献体系时，引入红会作第三方机构，是为了杜绝器官捐献沦为交易，所以让红会承担器官捐献登记和见证等职能。

  邵文雨认可红会收取捐赠款，但他不认可的是红会拿了捐款却几乎没做事。“从没在居民区或闹市区，看到江苏红会的工作人员宣传器官捐献”。邵文雨认为，在江苏的很多基层医院都不了解器官捐献，老百姓更不知道。

  对于医生们的说法，南京红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主任刘文华不认同。“器官捐献工作刚起步，财政没有投入，红会也拿不出这笔钱，只有跟移植医院商量，他们做器官移植手术也是赚钱的”，刘文华强调，没有平均每例捐献5万元之说，每个捐献者救助金额有很大不同。刘文华介绍，对医院的每一笔捐赠都有正规发票。至于家属接受的救助与医院捐赠数额是否能一一对应，刘文华称，每例捐献协调工作需要成本，因此，医院的每笔捐赠款平均比实际救助款多出5000元左右。此外，他认为，器官捐献的救助捐款公开机制需要慎重，“不能让公众误认为，身后捐献器官，家属就可以得到现金补偿”。

  刘文华否认红会只募捐不做事的说法，他说，“现在捐献者少，是社会环境决定的”。（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