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翌日，中国军队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这一天国共两党同声御侮，全国士农工商群情激愤，表现了团结爱国的伟大民族精神。

  毛泽东通电全国倡导抗战

  1937年7月7日夜间11点多，新华社电台抄收到国民党中央社关于日军要求进宛平县城寻找失踪士兵的消息。时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负责新华社工作的廖承志看到消息后，当即吩咐担任编辑工作的向仲华、左漠野，把消息送到毛泽东住处。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住在延安城里。毛泽东看过电讯后，就叫秘书拿来一张地图放在桌子上，用一个放大镜查看。看完地图后，毛泽东对向仲华说：“你们今晚要继续抄收这方面的消息，不要遗漏，有什么消息，随时送来给我看。你们回去以后，告诉博古（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并兼任新华社社长）和廖承志，请他们考虑一下，我们对这个事件如何表态。”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得知中日已经交火，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一步骤。……平津为华北重地，万不容再丧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亡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

  7月8日，新华社播发《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民众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决心，发出了战斗的号角。也许正是由于共产党及时发表了抗日的宣言和主张，战后一些日本人，据此诬陷说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共产党的计划”。这也是最为歹毒的谣言。日本人坂本氏在《关于卢沟桥事件爆发的一个史实》的结论部分中，叙述了中共计划说：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事件的数月之前，就进行了对日抗战的准备，在卢沟桥附近的该军，7月6日作了战争部署，从7日夜到8日晨向日军3次射击。事件一发生，中国共产党立即于8日向全国发表了对日抗战通电。由此可以判定，卢沟桥事件的爆发，是中国军队根据共产党的谋略，有所准备，并抓住日军夜间演习之机，暗中挑起的。

  这种别有用心的编造只能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问题是积极的主动的。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曾提到七七事变消息传到延安当天的情况。张国焘担心抗日会失败，主张抗日要做好充分准备。但毛泽东、朱德等主要领导人在听到事变消息后，都义愤填膺，情绪激昂，一致表示迅速动员，组织抗战，并向国民党及全国人民发出倡议。

  周恩来欲同蒋商量抗日

  1937年7月初，周恩来正应将介石之邀从延安出发，赴庐山会商抗日事宜。他与博古、林伯渠于7月7日晚飞到上海，7月8日便得知事变消息。周恩来便立即谋划庐山会谈的内容。他想，现在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措施，他正是带着这些想法去庐山的。

  蒋介石电令抗战

  七七事变爆发时，蒋介石正在庐山的睡梦中，当时由于通信条件的限制，事变发生的消息很难在短时间内传到他的耳中。但7月8日的电报让蒋非常惊愕。

  北平市长秦德纯的特急电报，到达庐山牯岭时，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事态会不会继续扩大，战争会不会全面爆发，他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将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从日记中可以看到，蒋介石并不认为这是一起偶发事件，所谓“挑衅”只是一种蓄谋已久的作为。他一时吃不准的是，日本还是只限于谋求控制华北，还是挑起更大规模的战争？实际上，他明白，华北不保，中国自然难保，所以，即使日本人意图仅在华北，他也不能再作任何让步。如果日本人要扩大冲突，中国只能应战。所以，他在日记中“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实际是他作出的决策，很快会变成命令或宣言。

  卢沟桥事变，全国人的眼光都集中到了蒋介石的身上。蒋介石也成了日理万机的大忙人。现在大量资料表明，蒋这一天非常不好过，他恨不能用分身术。从总的看，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电令抗战。1937年7月8日，他致电二十七军军长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这一电令具有纪念意义，标志着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向日寇发出了宣战的命令。

  何应钦实现川军国家化

  1937年7月7日，何应钦正在重庆召开川军整军会议。整军会议重要目的是削弱川军势力，所以何应钦的工作受到川军抵制。正在焦急之际，7月8日，即整军会议的第三天，重庆的大街小巷上忽然响起了一片同样的声音：“号外，号外！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借口演习中一名军士失踪，侵入宛平县城，我卢沟桥守军吉星文部当即奋起抗战。抗战爆发了！抗战爆发了！”

  报童稚嫩的叫卖声立刻震动了整个山城。这消息不亚于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了僵持整整两天的川康整军会议上，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波。参加整军会议的将领们本来“各怀鬼胎”，这时却被这消息震惊激怒，在外侮面前，一切新仇旧怨都已变得不值一提，与会者同仇敌忾，纷纷高吼：“我们愿率所部，参加对日作战！”何应钦顺利地宣布了整军会议决议，实现了川军的国家化，这对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7月8日这一天，何应钦收到蒋介石的电报，要他径直飞返南京，主持研讨对事变的应变措施和准备对日作战。

  宋庆龄营救抗日“七君子”

  1937年4月3日，国民党反动政府不顾全国人民要求释放“七君子”的呼吁，竟然宣布对他们7人正式提起公诉，7月5日，宋庆龄与其他救国入狱运动发起人赴苏州高等法院，自请入狱，并与高等法院院长、首席检察官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宋庆龄的这一激烈行动，立即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

  1937年7月8日，宋庆龄与“七君子”一道，提出“羁押为时已久，请求迅予审判”，若无罪，应予释放，以利抗日。7月31日，“七君子”获释。

  胡适准备参加庐山谈话会

  7月8日，胡适离开北平南下，赴庐山参加战时咨询机关“国防参政会”，与周恩来、蒋百里、梁漱溟等30余人受任为国防参议员，共商抗战大事。途中，他得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胡适看到全国民众抗日情绪高涨，意识到自己一直存有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日问题的想法很难被接受了；而且蒋介石面对北平的情形和民情的激愤，也必然决定抗战。因此，在即将召开的谈话会上，他只能劝蒋不能放弃河北。不过，如果事态不再发展，还是要力劝蒋介石不能放弃和谈，以赢得抗战准备时间。胡适的这些想法，一周后得到了证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主持由胡适、江恒源、朱经农、梅贻琦等人参加的教育组谈话会，会上胡适发表了他对战时教育的意见。同时，胡适又认为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还不充分，开战必付出代价。但胡到庐山后，鉴于大家异口同声倡言抗日，蒋介石也下了抗战决心，于是只得从众。上海八·一三战事发生后，他彻底主张抗日了，终于放弃了“和平的梦想”。

  （据《文史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