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消息 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8日早晨因中风去世，享年87岁。

  撒切尔夫人的发言人蒂姆·贝尔和撒切尔夫人的子女发表简短声明说，她去世时“很平静”，希望人们不要赠送鲜花，而代之以向医疗和慈善机构捐赠。

  属于英国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到1990年间担任英国首相，是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也是19世纪初以来连续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得知她突然离世的消息后，英国各界人士纷纷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

  英国首相卡梅伦说：“听到撒切尔夫人去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悲伤，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首相和伟大的英国人。”正在西班牙访问的卡梅伦决定缩短访欧行程，当天返回英国处理撒切尔夫人善后事宜。

  英国副首相克莱格说：“撒切尔夫人是现代英国政坛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无论持何种政治立场，没人能够否认她作为首相对英国留下的独特而长久的印记。”

  英国白金汉宫发言人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对撒切尔夫人离世感到难过，她私下会对撒切尔夫人的家人表示慰问。

  英国首相官邸、英国议会和白金汉宫等建筑物当天纷纷降半旗志哀，人们在推特、脸谱等社交网站上留言回顾撒切尔夫人的一生。不少伦敦民众在撒切尔夫人生前伦敦住所前放置鲜花来纪念她。

  英国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说，撒切尔夫人的葬礼将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规格与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母亲和戴安娜王妃的葬礼相同。

  私人文件揭秘

  撒切尔中国行

  英国剑桥大学撒切尔档案馆3月22日公开一些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私人文件，提及“铁娘子”1982年首访中国时面临的一些纠结。

  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是英国政府首脑首访新中国。据悉，英方对这次访问做足准备，就在北京宴请中方官员的菜单再三斟酌。

  英方当时决定，把人民大会堂作为宴请地点。撒切尔面临两种菜单选择，一种菜单的花费为50元人民币，另一种为75元人民币。

  英国外交部建议撒切尔选择50元人民币的菜单。“铁娘子”赞同，但提议修改菜单，添加苏格兰熏三文鱼，并且要求把当时在苏联颇受欢迎的黄油面包换成水果沙拉。

  科林斯告诉美联社记者，撒切尔选择较便宜的菜品意在规避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

  英方时任驻华大使珀西·克拉多克在电报中向撒切尔表达不同看法，称不应“抠门”，建议把鱼翅等高档菜品加入菜单并且不要在酒水方面过于节省。“铁娘子”随后采纳克拉多克的建议。

  不过，撒切尔也有坚持己见的一面。出访中国前，撒切尔的私人秘书致信英国外交部，称不愿意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英国外交部指出，这是其他西方领导人的普遍做法，但撒切尔拒绝改变态度。

  撒切尔夫人袒露与邓小平会谈“碰壁”的遗憾心境

  1982年9月，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就恢复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的问题与我领导人进行会谈。邓小平以一个伟大爱国者和战略家的情怀和气度，严正驳斥了英方的“三个条约有效论”，表明了中国政府收回香港、维护中国主权与统一的坚定立场，从而确保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朝着1997年顺利回归的方向稳步发展……

  当时，以及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海内外媒体对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报道和评论很多，但涉及参与谈判的两国领导对谈判进程的个人心境着墨不多。英国《星期日电讯报》10日刊发一篇题为《撒切尔夫人谈关于香港的遗憾》的署名文章，首次披露了撒切尔夫人当时的遗憾心境。文章摘要如下：

  这是撒切尔夫人近5年来首次接受采访。她透露，对没能成功劝说邓小平延长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租期一事，自己感到失望。

  在将于本月晚些时候播出的电台采访节目中，撒切尔夫人说，“我曾希望，英国的管理权能延续下去”，“但被证实这是‘不可能’的时候，我认为当时的情形下如果实行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香港有机会保留其大部分的独特性”。

  7月1日将是香港回归10周年纪念日。香港的回归成为了英国战后殖民史上最具争议性的篇章。

  经过香港商人戴维·唐的劝说，撒切尔夫人同意接受采访。他们两人是多年的好友。

  采访中，戴维·唐问撒切尔夫人：是否自1997年后再没回过香港。她斩钉截铁地给予了证实：“你说得很对。”

  戴维·唐又问她，能否记得交接仪式的时候雨下得有多大。她开玩笑地说：“是的。我当时非常失望。我们在英国已经(看雨)看得够多的了，不用再到国外去看。”

  戴维·唐接受《星期日电讯报》采访时说：“我问她，当晚仪式结束后要乘机飞离香港她是否很伤心。她承认说，是的。但是她意识到，‘英国人不应该再待在那里’，应该让中国人接手继续干下去。”

  英国广播公司(BBC)委托戴维·唐为电台制作一档纪实节目，名为《香港：变化的十年》。这档节目将于6月19日播出。

  通往权力之路：撒切尔夫人的童年

  小时候是个很乖的孩子

  我对童年的记忆是一种田园牧歌似的朦胧感觉：阳光穿过菩提树叶子的间隙照进我家的客厅里，我的母亲，我的姐姐，或者是在店里干活的某个人总是在我的身边，不时过来抱抱我，或者给我一块糖果哄我安静下来。家里人常说我小时候是个很乖的孩子，我的政敌们恐怕很难相信这一点。

  我的父亲原本想做一名教师，但是在他13岁的时候就被迫辍学了。多年之后，当我在下议院接受质询时，埃里克·赫弗——一位来自左翼工党的下院议员，为了拉拢工人阶级，说他父亲曾经在昂德尔学校当过木匠。但是，当我说到我的父亲曾在那个学校的食品糖果店里工作过时，一下子就驳得他哑口无言了。

  令人兴奋的首次伦敦行

  童年时代最让我感到兴奋的事也许是到伦敦旅行了。那年我12岁，在母亲的一个朋友的照看下乘火车抵达了王十字车站。

  伦敦给我的第一印象真是太深刻了：王十字车站本身就像一个巨大的人群拥挤的山洞，而城市的其他部分也令人眼花缭乱，不愧为一个商业和帝国的首都。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外国人也是在伦敦，他们中有的还穿着印度和非洲传统的民族服装。伦敦的建筑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很多建筑都被烟熏黑了，所以呈现出一种黑色的宏伟和庄严，这也在不断地提醒我自己正置身于世界的中心。

  第一次涉足政治

  30年代影响最为广泛而深远的神话也许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最热衷于支持绥靖政策的是右翼势力而不是左翼势力。我有这种感觉并不只是因为我自己的家庭是一个在政治上高度倾向右翼势力的家庭，我还记得甚至当德国人已经进入捷克首都布拉格时，工党确实还在投票反对征兵，这一点我永远都无法忍受。

  这个问题的影响面在1935年的大选中表现了出来。我当时才10岁，也正是在这一次大选中，我第一次涉足政治。我当时年纪还小，还不能为我父亲竞选镇议员做宣传拉选票。但是，我也分到了一项工作，那就是把那些鲜红的竞选小传单折起来——这些传单上印着称赞保守党候选人维克托·沃伦德爵士的话。传单掉色，把我潮乎乎的手指都染成了红色，于是有人便说：“那是沃伦德夫人的口红。”维克托爵士重新当选非常重要，在这一点上我没有丝毫的疑问。选举当天，我被分派了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不停地往返于保守党委员会的办公室和投票站（设在我们学校里）之间传递信息，告诉他们谁投了票。尽管我们所得的多数票从16000张锐减到了6000张，但我们的候选人最后还是赢了。

  影响我的几本书

  到这时，我们自然会扪心自问，事情为什么会最终发展到这一步。父亲每周都要从图书馆里借两本书，一本是“严肃”的书，他自己（和我）读；另一本是小说，给我母亲看。结果，我很快就知道自己喜欢读什么样的书了——任何关于政治或者国际事务的书。例如，我读了约翰·斯特雷奇的《迫近的夺权斗争》。这本书在1932年第一次出版，主要内容是当时很新潮的对共产主义的分析，并且预言资本主义很快就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对于我们这一代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样的书是激动人心并且让人耳目一新的。

  对我影响尤为重大的一本书是美国人赫伯特·阿加所写的《伟大的时代》。这本书让我明白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反对希特勒的斗争对于社会的文明和人类的命运也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点超越了在国家利益或者势力范围或者资源的获取或者任何其他强权政治中的冲突，尽管毫无疑问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