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但作者陈锡添最近却坦言这篇文章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那就是没有把小平同志的两句重要讲话刊登出来。

  这两句重要讲话，一句是“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另一句是“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两句话都与政治生态有关，前者是反对动辄以各种各样的政治名义搞运动，这是邓小平站在历史高度做出的经验总结:过去的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走资派、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政治运动均付出了惨痛的历史代价，有的运动纵使在当时看起来卓有成效，可是放在大历史的背景再来反观，却是失败的。政治运动由于带有强烈的领导人个人色彩，属于自上而下的意识整顿，难免失之偏颇，毕竟，谁也不是每次皆能看破历史、看准历史的圣人。

  后一句话则是反对老人政治，这在当时尚存在中顾委及各省区顾委的情况下，难免也属于政治禁忌。但政治禁忌从总设计师的口里说出来，却正可以起到化解政治禁忌的作用。

  反观改革开放三十年，在一定意义上其实可以断语，开放的过程就是打破一些传统政治禁忌的过程。这些禁忌有些是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亲自动手打破的，典型的如小平同志提出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算好猫”的“猫论”，任仲夷同志提出的“排污不排外”，“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等等论述，这些都起到了打破悬绕在人们头上的一些政治禁忌，从而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作用。在三十年的改革过程中，有些禁忌是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循环往复，有些禁忌则又是新生的。好在，现在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年代，政治禁忌相对于以前是越来越少了，言说也越来越自由了，这正是改革的功效所在。

  陈锡添当年到底是没能把小平同志的两句话发表出来，但愿以后这样的“最遗憾”少点发生，最好不发生。

  （据《南方日报》）“要不要改革开放”促成了邓小平南巡

  1989 年政治风波以后，中国改革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反“和平演变”的呼声盖过改革开放，“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伤及改革开放各个领域。国内有一些“左”的政治家起劲地宣扬：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公然提出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放弃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这样，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改革共识陷于破裂。对于出现这些现象，邓小平当然不放心，需要采取行动再一次南巡，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目标进一步明确。但他这次南巡是有风险的：他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共党员；他没有同中央打招呼，是“秘密南巡”；他这次南巡主要是批“左”，也就是批评党内的传统力量。

  1992年，88岁的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发表了一系列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讲话。这次南巡，有深层次的背景，南巡讲话精神公之于世，费了一番周折。

  “皇甫平”事件是导火索

  1991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时，对陪同的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他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观点，特别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方面，提出了“不要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为继续高举改革大旗，当时的《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与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解放日报》评论部凌河一道，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呼吁继续坚持改革，他们与当时一些相对保守的媒体进行了一场关于“改革”的论战。同年 10 月，一位中央领导来上海视察，在干部会上公开指责“皇甫平”的文章影响很坏，把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可见，当时在党内关于改革的认识是不统一的。邓小平一直冷静观察，直到他正式决定到南边“走一走，看一看”。所以后来北京流传一句话说：“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讲话内容太多 用纸巾做记录

  1992年1月19日，看到深圳发生的巨大变化，邓小平显得兴致很高，充满激情。以往，他在参观时，基本都不说话，也不发表任何言论，但是那次来深圳，他一反平时的沉默寡言，不停地问，不停地阐发全新思想，还充分肯定这块改革试验田的大胆探索和实验。在参观国贸大厦时，邓小平突然滔滔不绝地发表大量讲话，以至于邓小平长女邓林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来不及准备录音机、纸张等记录的物品，一时情急，邓林在几块叠起来的方形纸巾上做起了讲话记录。大家能感觉到他的确很兴奋，他有一个强烈愿望，把这么多年的经验和想法总结出来，确实在决定改革开放前有很多斗争，但改革开放的思想最终还是实现了。

  “讲话”最初一度不准报道

  邓小平在深圳期间的讲话和活动，深圳市委曾请示作正面报道，因为邓小平来深圳之前，曾立下了“不开会、不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照相、不报道”的规矩，被邓小平以“不破这个例”驳回。可才过了两天，几家外国通讯社同时发出邓小平抵达深圳视察的消息。“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邓小平发表了上述措辞严厉的重要讲话。10天以后，香港《大公报》的文章说：“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谁下台。”此时，关于邓小平的讲话内容是否报道，《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陈锡添去请示深圳市委宣传部，他被告知“暂时不报道”。但《深圳特区报》的那些同事全都按捺不住，编辑委员会决定仿效“皇甫平”：写一大堆评论，不提邓小平到了深圳，甚至连“邓小平”三个字都不提，只把他说过的话写出去。就这样，经过市委领导的同意，《深圳特区报》在以后14 天里发表 8 篇评论，一律冠以“猴年新春”的副题，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本报编辑部”，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终于得到部分公开。

  中央高层对“讲话”反应不一

  由于不清楚邓小平南巡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所以当时党内没有人想过早表明自己的立场，但事情马上发生了变化。2月28日，即《深圳特区报》发表评论的第8天，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要求将小平同志在南巡的谈话整理成册下发，并要求各级党委立即传达到全体党员。只隔一天，中央党校的新学期开学。乔石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话，他在讲话中称“‘左’也能葬送社会主义”。因此，他成为中央政治局中第一个公开出来响应的人。在他之前，还有两个人表明过自己的立场。一个是国家主席杨尚昆，小平同志还在深圳的时候，他也到了那里，一直在大力支持邓小平。一个是总书记江泽民，因为他要求将起草的十四大报告要用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作“贯穿全篇的主线”。抓住这个时机，按照深圳市委宣传部门的指示，《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把陈锡添叫来，让他找个安静的地方去写通讯。3 月26 日，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发表。几天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北京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报道或转载了这篇文章。邓小平南巡终于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据《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