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死猪漂浮事件持续到现在，已经不能停留在探究死猪从哪里来这些问题上了。事实上，如果用产业经济学的眼光看，这背后是中国一个小小的镇所面临的产业困局难题的缩影。

  危机倒逼：产业转型声声急

  黄浦江死猪事件的持续发酵，让嘉兴新丰镇上的猪农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抉择和挑战。

  3月13日，国家发改委曾发出猪肉跌价的蓝色预警信号，称自今年1月下旬以来，受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节日性、季节性消费需求减少等因素影响，生猪市场供求关系日趋宽松，价格持续走低。截至3月6日，全国生猪出场平均价格为每斤7.26元。

  但嘉兴新丰镇镇北村的一户猪农告诉记者，自死猪事件发生以来，当地生猪的市场收购价格跌幅要远低于全国水平，目前每斤仅为5.6元。而在此之前，当地的生猪收购价还在6.5元/斤的水平徘徊，目前每卖出去一头猪就要比原来亏200元。出了事后，现在过来收猪的人越来越少，当地的猪农如今已毫无议价权可言，对方说多少就是多少。

  新丰镇这个嘉兴规模最大的种猪养殖基地，曾品尝过“因猪而富”的辉煌。从上世纪80年代养殖输出“供港猪”开始，养猪，就一直是当地最大的收入来源，一度曾占到当地农民经济收入的50%左右。而如今，来自苏沪的猪贩越来越少，当地的养猪产业正面临最严峻的转型考验。

  转型时机

  在邻居眼中，嘉兴民丰村的猪农黄雨吉算是村里的养猪大户，建在家门口的一排猪舍里共养了300多头猪。黄雨吉说：“现在猪农也比过去理性多了，以前亏了一窝蜂的全把母猪杀了，后来猪价贵了，又一窝蜂的全去抓小母猪，结果等你养大了猪肉又降下去了。养猪也要3年一看，2011年时1头猪可以赚1000元，现在虽然亏了但也熬得住。”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和黄雨吉想法类似的猪农不在少数。但猪农们的这股“韧劲”或许在当下并不是件好事。

  新丰镇副镇长黄军告诉记者，目前镇政府准备了两套产业升级方案，一是种生姜；二是养蜗牛。

  “新丰镇有两个农业特色，一个是生猪，另一个就是生姜。目前生姜在新丰镇已经有9000多亩种地，我们称作‘万元千斤’模式，就是一亩地产出1万元以上的生姜，外加1千斤一级晚稻，这个模式我们正在浙江省内力推。另外一个是白玉蜗牛产业，周边地区的白玉蜗牛产业做的非常好，而且生态环保，所以我们现在希望产业对接，把原来的猪舍改建成蜗牛养殖基地。”

  黄军说，从盈利的角度来讲，后两者与养猪的收益其实差别不大。但黄军认为，仅此说服猪农放弃养猪仍有很大的困难。另一位镇政府干部坦言，有些难题也并非单靠镇一级政府能够解决，相关的扶持政策和财政投入仍需要市区两级政府的给予才能办事。

  养猪改革

  一方面是引导转型，一方面是缩减产能。据当地政府介绍，2010年时他们采取的是生猪控量，但如今已转变成生猪减量。

  黄军说：“农业专家给出的建议是，每亩地承载3头猪的废弃物，我们现在的耕地面积在5.9万多亩，所以新丰镇的生猪总数必须控制在18万头以内，但现在是25万头。”

  目前，当地政府准备采取禁限区的方式来抑制生猪产能：从2013年起正式开始减量，将市级河道200米内、区级河道100米内、主干道100米内，统统划为禁养区，在2015年年底前把禁养区内所有的养猪户都关停。而限养区内，则严格控制猪舍的翻建和扩建。

  除了缩减产能外，嘉兴小而散的养猪模式改革也是困扰新丰镇的另一项难题。根据《嘉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嘉兴市生猪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2015年前，嘉兴生猪规模化养殖比例要达到85%。

  黄军的看法是: “搞这个项目，必须要先有两个主体，一个是牧业小区，一个是当地的生猪协会。这个事情政府来做不合适，必须搞一个协会，让协会去牵头组织猪农30户、50户去做这个推进。”

  不过一大堆改革难题也接踵而至。现有的体制规则内，可以最大利用的激励措施是：市区两级财政鼓励支付10%建设费用补贴，农户假设造100万，政府补贴10万，但最高50万封顶。当地政府认为，目前，规模化养殖能给猪农们看得到的好处是：1.硬件设施会更好，污染处理更简单，不用担心像现在每天被环保巡逻人员找茬；2.规模化养殖能降低部分养殖成本。“总之，农户都是很现实的，有好处他就干。所以作为政府来说，我们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有一个好的起步案例。”黄军表示。

  一个嘉兴商贩的猪生意

  3月21日，黄浦江上万头死猪“奇幻漂流”的故事仿佛离这里很遥远。然而，在三星村村民记忆深处，死猪漂流的背后，还曾经关联着另一个有关“罪恶”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做董国权，家住三星村北张家桥17号。董国权曾一手缔造了收购、加工、运输、销售死猪的产业链，在两年时间里，他屠宰加工死猪7.8万余头，售出千吨死猪肉，并从迅速发家暴富落得终生监禁的境地。

  2012年11月8日，浙江省嘉兴市中级法院依法对17人制售死猪肉案作出一审宣决：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董国权、陈雪忠、姚建平无期徒刑。据了解，这也是迄今为止浙江省同类犯罪案件中被判刑最重的案件。同案的其他14人分别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或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至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不等。

  “嘉兴年年都有死猪，为何今年显得特别多？原因其实很简单，一个因素是过去几个月确实因为温差大死猪增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大规模回收死猪的地下产业链消失。”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50多岁的黄明（化名）向记者发出了感慨，死猪漂在黄浦江或许不是最坏的事，最坏的事是漂流在谁也看不见的餐桌上的猪肉、肉肠里。（据《21世纪经济报道 》）